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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省城镇家庭二孩生育意愿转变研究 　　[摘 要]本文主要探究了家庭在生育一孩前后二孩生育意愿的变化情况。笔者根据对湖北省城镇家庭的调查发现，家庭是否生育一孩与二孩生育意愿有显著的相关关系，其二孩生育意愿会在生育一孩后明显降低。一孩性别为女的家庭更倾向于生育二孩，但不会对二孩性别有明显的男孩偏好。然后，本文分析了家庭在生育一孩后的间隔期内二孩生育意愿转变的原因，发现家庭生育观念以及经济状况的变化最有可能导致其二孩生育意愿发生转变。 　　[关键词]全面二孩；生育意愿；序次模型；成本效益分析 　　[中图分类号]C924.2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 ― 2234（2016）11 ― 0099 ― 02 　　一、研究背景 　　科学合理的生育政策对我国经济社会的健康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在以控制人口数量为主要目的的计划生育政策执行的三十多年中，我国人口从高出生率、高自然增长率逐渐转变为极低出生率、低自然增长率，随之而来的则是劳动力短缺、老龄化加剧等诸多问题，这些都将对我国未来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造成不利影响。为此，在2013年11月15日，我国启动实施一方是独生子女的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的“单独二孩”政策，从“单独二孩”政策颁布至今近两年的时间来看，政策的实施效果并不理想。湖北省自2014年3月正式启动“单独二孩”政策以来，申请生育二孩的单独家庭数和出生的婴孩数也都远低于预期。省卫计委在政策出台前进行的专项调查显示，符合政策条件的62.94万个家庭中约70%有二孩生育意愿，由此预计总共将新增“单独二孩”46.6万人。但在截至2015年5月底的14个月政策执行时间内，仅有41672个家庭申请生育二孩，占单独家庭总数的6.62%，已出生的“单独二孩”有19438个，仅达预计的3%左右。相比于湖北省每年64万左右的出生人口数，“单独二孩”政策带来的实际人口效应微乎其微。 　　从“单独二孩”到“全面二孩”，生育政策的调整其实也反映出我国民众生育意愿的变化。在改革开放与计划生育政策的影响下，人们的生育观念与意愿已经悄然改变，社会的生育观念转向“少生优生”，家庭的二孩生育意愿普遍低下。在这样背景下，对民众二孩生育意愿低迷的原因进行探究是十分必要的，这也将为更准确地预测“全面二孩”的人口效应提供依据。本文从微观角度研究了家庭二孩生育意愿在生育一孩前后的转变过程，并对其原因进行了探讨。 　　二、对高估生育意愿的反思 　　鉴于“单独二孩”政策实施效果远低于国家计生委及人口学界预期，笔者认为二孩生育意愿测量方法的不正确是导致单独夫妇生育意愿被严重高估，从而使得“单独二孩”政策效果被过高估计的主要原因。在之前的研究中，众多学者默认“单独二孩”生育数量等于单独家庭数乘以单独家庭二孩生育意愿百分数这一公式，以诸如“您理想的子女数量”或者是“政策允许的条件下您希望生育几个孩子”这样的问题来测度生育意愿，并以此代表受访者实际的生育行为。然而笔者质疑，家庭的二孩生育意愿是稳定不变的吗，其二孩生育意愿会一直保持下去，并最终一定转化为生育行为么？笔者认为，受访者被调研时的二孩生育意愿与最终的生育行为不一定是相等的，也就是说生育意愿与生育行为之间可能存在着背离，这里的背离不仅是指非自愿不孕不育、生育孩子年龄的推后等无行为能力导致的意愿与行为的背离（邦噶茨 2001），更主要的方面是家庭二孩生育意愿转变导致的背离。例如家庭在生育一孩后发现养育成本比生育前想象的要高，从而改变了其二孩生育意愿，从想生育二孩转变为不想生育，使得家庭在生育一孩前的二孩生育意愿并没有转化为最终的生育行为，如果生育意愿调查是在该家庭生育一孩前进行的，那么调查得到的二孩生育意愿就会与该家庭多年以后的实际生育行为产生巨大背离。据此，本文主要研究家庭二孩生育意愿的变化、变化的表现形式以及导致二孩生育意愿转变的原因等内容。 　　三、数据来源 　　为了保证样本数据的代表性，笔者按照人均收入情况将湖北省各市划分为四个经济层次，并且兼顾地理位置，从中选取了武汉、宜昌、黄石、仙桃、咸宁、随州、孝感、荆州、黄冈九市作为调研地点。本次调研共发放问卷3000份，回收2968份，有效问卷2375份，有效问卷中包括已生育一孩受访者1722份，占有效问卷的72.51%，未生育受访者卷653份，占有效问卷的27.49%。 　　四、家庭二孩生育成本效益的分析 　　（一）建立二孩生育成本-效益模型 　　本文在参考莱宾斯坦的孩子成本-效用理论及其他相关文献基础上，将二孩生育成本-效益结构模型分为四个层次，目标层为二孩生育成本-效益综合评价A，下属准则层B，包含成本控制B1、效益提升B2。成本控制B1下包括经济成本控制C1、发展成本控制C2和心理成本控制C3；效益提升B2下包括物质效益提升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