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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世贞才思调格文体意义 　　摘要：才、思、调、格是王世贞文学理论体系中非常重要的概念，才是才能、性情等先天具有和后天养成的个性特征的总和；思是情感、意义的生成和存在；调倾向于指一切声容意兴的品质；格倾向于指体裁和体貌。这些概念都与古代文论中“文体”范畴的核心意义――体裁和风格有关。他认为“才生思，思生调，调生格。思即才之用，调即思之境，格即调之界”。这是王世贞前期诗学理论中对“格调说”最为直接的论述。这些概念的提出和对它们之间关系的论述是王世贞对前、后七子发起的文学复古运动所存在的问题进行理论探索的结果。 　　关键词：才；思；格；调；文体 　　中图分类号：1206.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54X(2008)03-0110-03 　　 　　王世贞是明代“后七子”中继李攀龙之后操柄文坛的核心人物。才、思、调、格是其文学理论体系中非常重要的概念。这些概念的提出和对它们之间关系的论述是王世贞对前、后七子发起的文学复古运动所存在的问题进行理论探索的结果。王世贞通过这些概念试图解决的一个主要问题就是创作主体创造性和文学的规定性之间的关系，也就是以体裁、风格为突出表现的规定性与以才能、思致为代表的创造性之间的关系。这是文学复古运动中必须面对的和应该处理好的问题。从文体的角度能够较好地把握它们之间的关系以及王世贞所面临的理论和创作困境。 　　《艺苑卮言》卷一说：“才生思，思生调，调生格。思即才之用，调即思之境，格即调之界。”这是王世贞前期诗学理论中对“格调说”最为直接的论述，虽然论述过于简单，但这些论断却包含着丰富的美学内涵。袁震宇、刘明今先生认为：“此语包含两重意思，一是由才思产生格调。二是格调为才思的境界。也即是说：诗文的格调是作者个人才思的体现。反过来格调又对作者的才思起一定的制约与规范作用。”陈伯海先生解释说：“诗人的才情形成了诗篇的构思，构思产生了音调，音调的高下又决定着作品的形体规格”。同时他主张：“用特定的形体规范来给诗歌音调立界，更以形体与声音的规范来制约诗人的才思。”几位先生对它们的解释对我们的理解非常有帮助。笔者认为才是才能、才具、才性、才情等先天具有和后天养成的个性特征的综合因素；思即构思和思致、情思，是情感、意义的生成和存在；调倾向于指一切声容意兴的品质，它总是与一定的体制和风格联系在一起；至于格，王世贞在《真逸集序》中说：“余尝谓诗之所谓格者，若器之有格也，又止也，言物至此而止也。”格倾向于指体裁和体貌。格、调合在一起是作品“一切声容意兴体制之总抽象”，其最直接的表现就是作为规定性的体裁和特征性的体貌风格。才与思有生成作用，调与格是规范因素。王世贞晚年依然坚持这种观点。他在《沈嘉则诗选序》中说：“夫格者，才之御也；调者，气之规也。子之响者遇境而必触，蓄意而必达。夫是以格不能御才。而气恒溢于调之外。……今子能抑才以就格。完气以成调，几乎纯矣。”(《?m州续稿》卷四十)格与调是对才和气等主体个性因素的控制和规范。 　　体制、体貌等因素对诗歌的规范作用是显而易见的。前七子主张对汉魏、初盛唐的模仿就是强调规范，王世贞说“大抵诗以专诣为境”，就是强调诗歌的规范合体。这是主张文学复古的人的共识，与王世贞差不多同时代的谭浚说：“心志由中，英华发外，形于话言，徵于文献，必有式式。必有宗纯而不杂，杂而不越。或《经》、或《骚》、或乐府、或汉、或魏、或唐，古词不杂以近体，汉风不可杂以唐律。律不可杂以《经》、《骚》也。”谭氏所说极是，发于情志、形于语言的诗歌必是在一定的体裁中存在的，王世贞所说的才、思也必定在体裁中存在，体裁对才、思的影响是巨大的。作为体裁的《诗经》体、《骚》体、乐府、汉魏古诗、唐律等对诗人才和思的规范作用是必然的。同时，诗歌的风格体貌对才思的影响也是巨大的。我们往往认为风格体貌是个人、流派、时代的特色在文学中的表现，这就意味着才、思作为一种内在的规定因素是风格体貌的决定者，它只能决定体貌，怎么在这里又被风格体貌制约呢?这不矛盾吗?其实，并不矛盾。由才、思等个人因素而产生一定的特色这是一个客观事实。但是并不是每一个人的特色具有同样的美感和价值，也就是说有的体貌是美的，有的就不那么美，有的风格蕴含着巨大的道德和社会价值。有的则没有。人们在文学实践过程中逐渐发现并确立了一些具有美感和价值的体貌类型，它们对文学创作同样有着强大的制约作用。刘勰的“八体”、皎然的十九字“辨体”、司空图的二十四品以及严羽的九品都是文本所具有或应有的风格类型和美学类型的总结。他们总结的风格类型经常出现在明代的格法汇编和诗学专著中。明人自己也注意总结文章的风格类型，其中谭浚的总结较为典型，其《说诗》上卷有“得式”和“失格”各二十种。 　　“得式”有：温厚、含蓄、高古、超诣、自然、本色、平淡、飘逸、邃永、沉蔚、雄健、壮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