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与苏轼世界观再解读.docVIP

王安石与苏轼世界观再解读 　　一.重读经典 挖掘新意 　　《游褒禅山记》与《石钟山记》是高中语文教材中的古文经典。其中前者是北宋著名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王安石的代表作。创作于宋仁宗至和元年(1054)七月某日,是作者与他的两位朋友和两个胞弟同游褒禅山后所写。作为一篇记游性的古代散文,本文没有单纯为了写景而写景,而是以小见大、因事说理,阐述了自己所认同的做人、做事、做学问的正确态度,乃至人生哲理。其中的很多思想不仅在当时,即使在现代也同样具有积极而深远的社会价值与现实意义。 　　对于王安石来说1054年七月的这次游历从游山赏景本身来说是不够完美的,但恰恰是这种不完美的游历感受却极大地激发了王安石的理性思考。 　　首先,游历本身的不尽兴让作者在反思之余认识到古代的先贤们之所以能够在游赏大好河山之余颇有心得,究其原因是因为他们对事物观察思索得深切,而没有探索不到的地方。用原文来说就是“古人之观于天地、山川、草木、虫鱼、鸟兽,往往有得,以其求思之深而无不在也”。王安石从中发现当时的学者文人们之所以未能从艰险的游历中有所收获,恐怕正在于缺乏古人的这种探索精神。文中“夫夷以近,则游者众;险以远,则至者少”的游历现象正是缺乏探索精神的表现。 　　其次,王安石发现无论是探险还是事业,要想取得理想的结果必须要“有志”、“有力”、“有物”。而这三者当中又尤以“有志”最为重要,即必须具备“坚定的志向”,在此基础之上再辅之以“艰苦的努力”和“一定的物质条件”才能攻无不克,战无不胜,最终取得成功。 　　最后,更是通过此次游历中的意外收获,即由于仆碑而引起的对于褒禅山山名的考订与辨别,告诫了古今中外的所有学者对待传闻要“深思”而“慎取”的道理。具体来说,就是一个学者必须具备类的似严谨的学术态度,反之,对待各种信息如果不能仔细调查,科学思辨便会不幸沦为“以讹传讹”的“帮凶”。 　　王安石从一次普通的游历中收获的心得体会不可谓不深刻,不丰富,而与之对应的,同时代的苏轼也以一篇《石钟山记》告诉世人他的洞察能力也毫不逊色。 　　《石钟山记》是一篇考察性的游记。写于宋神宗元丰七年(1084)夏季,苏轼由黄州赴任汝州的旅途中。同样是对山名的探究,苏轼在对石钟山得名由来的探究中可谓从始至终都保持着高度的质疑态度。 　　首先,苏轼并没有对古已有之的对石钟山得名由来的两种主流观点,即“郦道元说”和“李渤说”盲目认同。其次,在探究过程中也没有受到外人即寺僧的错误做法的干扰。最后,苏轼亲历亲为,克服自然环境的种种挑战,以自己的实际调研得出了正确结论,客观地验证了“郦道元说”的正确性。伟大的苏轼更是在此基础之上道出了一句令后世学者牢记于心的心得:“事不目见耳闻,而臆断其有无,可乎?”真正阐释了毛泽东“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的道理。 　　王安石的游历心得与苏轼的探究体验凝结成了两部伟大的古文经典。然而,在众多解读经典的文字中,笔者看到多数人在对两部作品的比较、鉴赏中仅仅发现了两部古文的共性在于它们与一般游记不同,不重山川风物的描绘,而重在因事说理。此外也不同于一般议论文的写法,而是通过记游来说明事理。 　　在笔者看来,以上的认识似乎仅停留于表面而未深入实质。要知道,无论是王安石所强调的“探索精神”、“艰苦努力外加物质条件”以及“严谨的学术态度”,还是苏轼所认可的富于实践的调查、探究,二人的心得体会从哲学层面来说都是在强调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只有在实践中,在主观与客观的相互结合中才能够正确地检验真理。这正从侧面说明了王安石与苏轼这两位身处同一时代的有着太多纠葛的伟大思想家、文学家,无论是思想还是行动都在有意无意地践行着唯物主义的世界观。 　　二.追溯历史 发现共性 　　如果说王安石与苏轼的世界观是相同的,或许不少人会产生质疑。而最大的质疑恐怕要来自二人对历史上著名的“王安石变法”的迥异态度。其实,我们如果我们回头梳理历史上二人在“王安石变法”前后的表现会发现,二人的世界观恰恰是因为二人的所作所为而显得异常相似。 　　王安石幼时起因为家庭环境的因素,从小随父宦游南北,对于北宋中期逐渐滋生并愈演愈烈的社会危机已有了初步的认识。庆历二年(1042年),王安石以进士第四名及第,开始了自己波澜壮阔的政治生涯。在他政治生涯的前期,他历任签书淮南(扬州)节度判官厅公事、知鄞县(今浙江宁波)事、舒州(今安徽潜山)通判,一度调开封任群牧司判官,后又外调知常州事、提点江南东路刑狱公事,继召为三司度支判官、知制诰。多年的地方官经历让他比那些居庙堂之高的官僚们更加直观、深切地发现并认识到,伴随着北宋中期土地兼并而出现的诸多社会危机对北宋王朝的致命威胁。这使其产生了“矫世变俗之志”,并于嘉佑三年(1058)上书宋仁宗,系统地提出了变法主张,要求改变北宋“积贫积弱”的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