湘西高等教育服务三农对湘西可持续发展意义.docVIP

湘西高等教育服务三农对湘西可持续发展意义 　　摘 要： 本文以高等教育与经济社会的关系、高等教育与“三农”问题的解决为切入点，分析湘西高等教育服务“三农”对湘西可持续发展的意义。 　　关键词： 湘西 高等教育 “三农” 经济 可持续发展 　　 　　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农业的基础地位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三农”问题也一直是重中之重，它不仅是一个经济问题，而且是现在中国最重要的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从2004年的2月8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出台《关于促进农民增加收入若干政策的意见》，到2010年的1月3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出台《关于加大统筹城乡发展力度进一步夯实农业农村发展基础的若干意见》，这是党的十六大以来，中央“一号文件”连续7年锁定“三农”问题。这几个文件环环相扣，每次都把稳定粮食生产、增加农民收入、加强农村基础建设作为落脚点。从这一系列的文件可以看出“三农”在我们国家举足轻重的地位。 　　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对“三农”还相对落后的湘西来说，是否能很好利用高等教育来解决“三农”问题，成为了湘西能否摆脱相对落后的农村现状，跟上时代步伐，在社会经济上有飞跃性发展的关键点。 　　一、高等教育与经济社会的关系 　　高等教育几经发展，特别是通过英国、德国、美国等大学的不断转型，形成了现有的三项职能：培养专门人才；科学研究；服务社会。高等教育是一个民族的未来，注重于培养学生的创造精神，使学生成为全面发展的高素质人才。高等教育服务社会发展是时代发展的必然产物，它对经济社会的发展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詹姆斯?海克曼教授于2000年对中国的人力资本投资进行了分析，提出中国教育投资的真实经济回报率可能高达30%―40%。早年的舒尔茨、丹尼森、斯特鲁米林、科马洛夫、科斯塔年等世界著名的经济学家计算的教育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大约为35%。如曲桢森以“总课时作为劳动简化尺度”计算出1952―1978年中国教育对国民收入增长的贡献为20.7%；王玉昆以“劳动生产率法”计算出1952―1978年教育每年对国民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9.4%；韩宗礼以“教育年限作为确定劳动简化率的依据”，计算出1964―1982年教育对国民收入增长的贡献为60.8%。尽管运用的方法不同，测算结果也有较大差异，但至少可以说明教育对国民经济长期增长有着显著的推动作用。叶茂林、郑晓齐、王斌利用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计算出1981―2000年教育对经济增长的平均贡献率为31.17%，其中研究生程度的劳动力对经济增长的平均贡献率为31.38%，高等教育劳动力对经济增长的平均贡献率为22.88%。崔玉平采用丹尼森和麦迪逊的算法，计算了中国1982―1990年间高等教育对经济增长率的贡献，这期间教育对国民生产总值年平均增长速度的贡献率为8.84%，其中高等教育的贡献率为0.48%。［1］ 　　从以上这些数据可以看出，高等教育与经济社会是紧密联系、密不可分的。 　　二、高等教育与“三农”问题的解决 　　高等教育与“三农”问题的解决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美国高等教育就是促进“三农”发展的典型范例。19世纪60年代到20世纪初是近代美国农业发展的黄金时代。从1860年到1890年，美国农产品的产量增加一倍。到1910年农产品产量又翻一倍，农业总产值高达90亿美元，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粮食出口国。［2］这一切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美国高等教育对其“三农”的贡献。 　　美国独立战争之后，经济发展十分迅速，尤其是随着“西进运动”的推进，耕种面积的扩大，需要大量懂得农业技术的专业人才，而美国当时主要效法欧洲大学的高等教育模式，这已经满足不了国家对人才的需求。 　　1862年，旨在促进美国农业技术教育发展的《莫里尔法案》（全称是《对设立学院以促进农业和机械工艺的各州和准州赠予共有土地的法案》）的颁布促使美国出现了很多的赠地学院，这些学院的课程设置主要是为工农业的发展培养所需的专门人才，主要讲授有关农业和机械技艺方面的知识。各州根据实际情况对接受的赠地处理方式很不相同，有15个州在原有州立大学的内部增设农工学院并把赠地直接交给它们，有28个州以所获土地为基础另起炉灶独立设置新农工学院，有的州把卖地款项交给一所或者几所学校，以便它们加授农工课程，还有的州甚至将赠地和私人捐款结合起来，从而建立了新的大学（比如康奈尔大学）。到1922年，美国共建立了69所赠地学院，这为美国工农业的建设提供了极大的智慧支持。 　　康奈尔大学是最能体现《莫里尔法案》精神的，它从开办之日起，就提出了“一切宗旨”的课程思想，并开出了众多的学科课程。所谓“一切宗旨”的课程，意思就是开课灵活多样，以适应各种各样的社会需要。随后，其他的赠地学院都纷纷效仿康奈尔大学。它们目标明确，针对建设农业和工业的急需，造就水平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