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除腐败历史存量策略之争.docVIP

清除腐败历史存量策略之争 　　党的十八大以来，四川纪检监察机关坚持把纪律挺在前面，立起来、严起来、执行到位，形成了严厉惩治腐败的新常态。 　　十 八大以来，我国反腐败战略发生了一系列重要的变化。变化主要包括，把“建设廉洁政治”设定为终极目标，主张“坚决把反腐败斗争进行到底”，展开了持续的“从严治党”和高压反腐行动，力争在控制腐败“增量”的同时早日清除腐败历史“存量”，推进反腐败体制机制改革等。这些变化预示着一个科学的反腐败新战略正在形成。 　　可是，在这个新战略形成和实施过程中，一直存在策略之争，主要是两大策略主张，即：面对巨大的腐败历史“存量”，到底是该选择一查到底，依纪依法对所有腐败分子予以惩处（简称“人人过关”策略）；还是惩处少数“罪大恶极”的腐败分子，而给大部分情节不那么严重者以出路，实施从宽处理（简称“赦免”策略）。 　　实际上，“赦免策略”并非一个策略，而是一类策略。不同策略选择的结果大不相同，不同策略主张背后的动机、原因、政策设计、执行原则等也有很大的差异。本文从一些重要的维度上尽可能呈现这些争论并分析其实质，结论将不辩自明。 　　“人人过关”策略面临哪些挑战？ 　　对于“人人过关”策略，毫无疑问，政治上将得到最大多数的支持，领导人和广大人民群众的意愿高度统一，也最符合法治的原则。然而，这个策略很难执行下去，即使执行下去，结果也难达初衷。 　　要分析“人人过关”策略将会遇到难以克服的挑战，首先必须要直面我国当下的反腐败形势。事实上，经过了30多年的腐败高发蔓延，我国当下的腐败的确已经到了一个相当严重的程度。中央把山西的严重腐败问题定性为“塌方式”。山西省委书记王儒林在2015年全国“两会”上也坦承“一动就塌方”。山西的腐败问题固然严重，但山西绝不是“特立独行”的个案，而是具有一定的代表性。更直观地描述我国的反腐败严峻形势，可以这么说：腐败历史“存量”相当大，相当多的人都被卷入到了腐败洪流之中。这个很大的群体不仅包括党政机关的主要领导干部、处于关键岗位的普通干部（即小官腐败或“小官巨腐”），还包括经济和社会领域的很多人员，包括一些企业管理人员、专业人员以及专家学者等。 　　面对这样的局面，“人人过关”策略显然很难过得去。笔者曾在《反腐败要有灵活的政治智慧》一文中指出，“人人过关”面临两大挑战。一是，资源约束决定腐败历史“存量”不可能在短期内被清除，旷日持久则很可能陷入“查不胜查”的恶性循环；二是，长时间的高压反腐很可能触发政治、经济和社会危机。 　　假使这两大挑战都能被克服，“人人过关”策略能够得以实施，结局很可能是“同归于尽”或“一无所有”，而这又非反腐败行动的本来目的。其实，早前在腐败还不那么严重的时候，是可以实施“人人过关”策略的。例如，1989年的反腐败运动（以“两高通告”为代表），遗憾的是如此难得的历史机遇却被错过了。 　　科学的赦免策略应该是什么样子的？ 　　既然“人人过关”策略执行难，推行“赦免策略”较为现实。 　　从已有的实践来看，主要有两种“赦免策略”：一是，中国香港当年的腐败“特赦令”所代表的过度赦免策略，这种策略的最大缺陷是对腐败历史存量问题采取了“鸵鸟政策”，不仅严重损害了法治原则，也不利于打击和控制腐败犯罪。二是，中国内地历次运动中的“从宽处理”政策所代表的模糊赦免策略。“从宽处理”策略的最大缺陷是政策界限以及可免除责任规定模糊和笼统。导致政策的感召力不强，效果不佳；同时执行过程中自由裁量权太大，政策目的难以达到，还滋生出新的问题。例如，执行偏差大，反复纠偏，严重损害党和政府的公信力。 　　这两种“赦免策略”都有严重的缺陷，实践也都给出了检验。有鉴于此，作者就提出第三种赦免策略――有条件部分赦免策略。它要吸收前两种策略的一些有益成分，同时尽可能去除它们的缺陷部分。应当坚持这样一些原则：既要确保反腐败的效果，也要把副作用降到最低；必须要同时兼顾政权稳定、人民大众甚至腐败分子等不同群体的关切。 　　新策略核心内容可简称为“3+2”策略。所谓“3”是要同时符合3个赦免条件，即：时间条件、态度条件、情节条件。 　　时间条件，即赦免时限可以选在启动彻底治标行动之日，而到治标行动结束之时，赦免政策则停止执行。可以把这个时期称之为赦免期。这个日期之前所发生的腐败问题，才有可能得到赦免。 　　态度条件，即只有那些主动坦白的腐败分子才有可能被赦免，而所有被他人揭发出来的腐败分子都不在赦免之列。 　　情节条件，即只有情节不严重的，才有可能被赦免。腐败情节严重的，如有命案在身、严重的生活作风问题并造成恶劣的社会后果、经济损失特别重大且无法追回等，都不在赦免之列。 　　所谓“2”是在符合全部3个赦免条件的情况下，可免除2项责任，即“行政”和“刑事”责任，符合3个赦免条件的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