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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嘉道年间士习特点及其形成原因透析 　　摘 要:清嘉#65380;道年间的士习特点，总的说来可概括为两点:一是无实无用，嫉贤忌能;二是少廉寡耻，唯利是求。这主要是由清王朝的衰败#65380;极端的专制主义#65380;官场风气的败坏#65380;以八股取士为特征的科举制度的腐朽以及汉学考据之风盛行等原因造成的。 　　关键词:嘉#65380;道年间;士习特点;原因 　　中图分类号:K249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905X(2006)05-0147-03 　　 　　一 　　 　　经过“康乾盛世”的清王朝，到了嘉庆#65380;道光年间，已经进入了江河日下的衰世。衰世的重要特征是:统治阶级的日益腐化堕落，国计民生无人过问。具体的表现是:皇帝专制昏庸;官吏贪赃枉法，风气败坏，道德沦丧;士人们更是“道德废，功业薄，气节丧，文章衰，礼义廉耻为何物不得而知”[1]。 　　士人们的心志本应是“学圣希贤”#65380;“尊主庇民”#65380;“修身齐家”#65380;“匡时救弊”#65380;“忧国忧民”，而当时的士人却热衷于奔走利禄之场。根据当时一些正直的#65380;有见识的人士对衰败的士林种种丑恶现象所进行的揭露和批判，我们可以把当时衰恶风气弥漫下的士人，大致归纳为以下五大类。(1)标榜宋学#65380;空谈义理者。这类士人，自以为学了些宋#65380;明理学家的语录就有了学问，自命不凡。他们平常“近于鄙俚而不免语录之习”[2]，“略窥语录，便自命为第一流人，而经史概未寓目”[3]，这是当时人刘开和沈对这类士人标榜理学#65380;欺世盗名#65380;迂腐空疏#65380;言行不一真实面目的揭露和典型形象的写照。(2)醉心考据#65380;自炫炫人者。当时考据学风盛行，这类士人也跟着攀附风雅，考据经史，东抄西凑，咬文嚼字，不求甚解，却自视高雅。他们“既不求古人之所以为学之本，而急于著作，捃拾余唾琐碎，动成巨帙，以此自炫炫人。后生小子为之目夺心惊，亦争希其所为”[4]，结果是害己害人。(3)自恃才华#65380;雕琢诗文者。这类士人，平时张口诗文，闭口诗文，好像才高八斗，实际上只会“猎古人之辞华”#65380;“率雕琢无益之辞，雍容揄扬，铺饰盛美”[5]而已。(4)兼商兼吏#65380;唯利是图#65380;欺压百姓者。此类士人，“轻者兼商，重者兼吏，甚至导争讼，事欺诈，挟制官府，武断乡曲，民畏之如虎狼毒蜇”[6]。(5)沉湎制艺#65380;魂游科场者(制艺:即习作八股文章――笔者)。此类士人为数最多，前几种士人也与之有关。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通过科举获得功名，从而步入仕途，是猎取富贵的有效途径。所以，士人们“束发成童，即期以富贵。所尚者，非通经也，应举之文也;所求者，非致用也，干禄之术也”[2]。而且还有那些“无教之徒，束书不观，拾坊间余唾，掇取科第，有终身不知班马为何人，表志为何书者矣”[7]。 　　综合五种士人的情况，我们可以把嘉#65380;道年间的士习特点概括为以下两个特征:一是无实无用，嫉贤妒能。士子们凡“所谓经世之略可以备天下之用者，皆置而不讲”，“言经不适于用，言史又无裨于身”[2]，“询以家国天下治安之计，则茫无一得”[2]。国家之事尚无关休戚，关于外国的事更是“坐井观天，视四夷如魑魅，暗昧无知”[8]。而他们对那些忧国忧民#65380;关心时务的有识之士，却百般“嫉忌摧折之，唯恐其不败”[3]。由此可见，愈是无用之辈，愈是嫉贤妒能。二是少廉寡耻，唯利是求，见利忘义。当时的士人读书，向两个方向努力，向一个目标追求。一个方向是搞所谓的学术，一个方向是参加科举考试捞取功名，共同的一个目标是获取利禄。他们搞学术，正像包世臣所说:“举世竞为俗学以求售。其售者，上得以行欺罔，下得以行其削，则其以为能。”[9]也就是说士子们把学术当成了获取利禄的商品，只要能找到买主，卖得出去，是否有用那就不管了。其所沉溺于利禄最甚者则莫过于庠序科举之士。时人陈寿祺曾指出，此类士人号称读圣贤书，居四民之首，却孜孜于唯利是求。其德行还不如农工商贾。他说:“农以收获为利，然非力穑则无以食人;工以既廪为例，然非饬材则无以善事;商贾以奇赢为利，然非阜通则无以均输。彼之人贤否，非有系于国家之轻重也。终日皇皇，固曰唯利是求。顾其所利者，犹皆以利天下之用而不自私，是以未尝不挟义以偕行者也。士则不然，其所业皆曰从事圣贤之书，而所趣无异乎市井之行。其人皆国家所待之兴能兴贤以收股肱耳目之用者也。而自束发受经以迄筮仕，谬曰求名，而终日皇皇，甚少不为利而忘义，安望成德达材与夫气节功名有裨于世哉!”[10]陈寿祺的这番话，就毫不留情地揭穿了当时的士人满口仁义道德#65380;不顾廉耻#65380;见利忘义#65380;唯利是求的虚伪丑恶面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