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智慧实践意义.docVIP

理论智慧实践意义 　　实践哲学的讨论在当下学界虽然十分热烈，但人们在讨论中的偏解或误解亦颇为不少。人们往往把实践哲学与理论哲学，或者实践智慧与理论智慧对立起来，似乎提出实践哲学就是要全然否定理论思维，倡导实践智慧就是要否弃理论智慧。这里的误解首先是起因于对于作为哲学思维范式的实践哲学与理论哲学同作为哲学研究领域的实践哲学与理论哲学的混淆。基于这种混淆，人们便往往认为实践哲学与理论哲学两种思维范式是彼此对立或排斥的，以为即便在哲学研究领域问题上，实践哲学也是排斥理论哲学的。这种概念上的混淆可能不难消除，但即便消除了这类混淆。人们仍然会对实践哲学对于理论智慧的立场产生疑问。这一方面的误解恐怕就与实践哲学研究中的自身偏向问题有关了。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界，长期以来曾是理论哲学思维范式的一统天下，实践哲学思维范式只是在上世纪末才获得了重视，并在近年来发展为一个颇为宏大的学术潮流。为了反驳长期以来占据支配地位的理论哲学思维范式，实践哲学在其发展中主要地强调了实践对于理论的优先性或奠基性，强调了理论对于实践的依赖性或派生性。这种强调对于反驳理论哲学思维范式的支配地位无疑是必要的。但也应该看到这种强调自身中就隐含着某种片面性。显然，面对这些偏解与误解，十分有必要进一步澄清实践哲学视野中理论与实践的关系，特别是充分说明理论智慧的意义。就实践哲学思维范式的确立而言，如若实践哲学思维范式不能充分理解理论智慧的意义，它也就不可能真正超越理论哲学思维范式，而只能作为一种纠偏式的补充物而存在。基于这种考虑，本文意欲在说明实践哲学关于理论与实践之一般关系的基础上，对理论之实践意义加以探讨。 　　一 　　如果我们承认作为一种思维范式的实践哲学是一种超越形而上学或理论哲学思维范式的企图，即承认不存在一种超验的、只有理性能够把握的实体，那么，从这种哲学立场上看，实践与理论、实践智慧与理论智慧之间的关系，就只能是人作为直接的行动参与其中的实践者或行动者与从行动中抽身出来的思考者或旁观者两种活动方式或两种视角之间的关系。不言而喻，实践哲学认为，在这两种视角之中，由于实践者或行动者是直接参与到实在之中去的，因而实践对于理论或者行动者对于旁观者具有一种优先的地位。但实践对于理论的优位性并不意味着实践在这里又构成了一种传统形而上学中的那种终极实在或实体，而只是意味着对于人类生活而言，实践比之理论更为前提性的地位，或者说，从实践哲学的立场看，理论只能被理解为实践的衍生物。人所构造的理论世界，决非理论主体的凭空创造，而是从直接作为行动者参与其中的实践活动中抽身出来，以旁观者身份对于实践活动的反身观察。这样，旁观者所构造的理论世界就只是行动者的活动所做成的实践世界在观念中的一种表现，与实践世界相比，可以说是第二性的。 　　关于行动者的实践世界或生活世界，是第一性的实在，而旁观者的理论世界不过是对这一现实世界的抽象化而已，是一个派生出来的世界，是第二性的存在，这是二十世纪的诸多哲学家如海德格尔、晚年胡塞尔、维特根斯坦等人的理论主张，他们都试图将抽象的理论世界归结到生活世界。如海德格尔认为，“纯直观在认识论上的优先地位同现成的东西在传统存在论上的优先地位相适应。‘直观’和‘思维’是领会的两种远离源头的衍生物。”按照这种理解，科学所理解的世界自然只能是直接生活的衍生物。胡塞尔晚年也在其“生活世界”理论中对近代科学的本质进行了重建。在他看来，“生活世界是原始明见性的一个领域”，而科学作为一种客体化，是“方法论的事情，并且是奠基于前科学的经验被给予性之中的”。然而，基于实践哲学的立场，尽管这一第二性的旁观者的理论世界的存在，可以归结为行动者的生活世界或实践世界，但却是不能完全还原到实践世界中去的。这是因为，所谓“归结”，只是单向地说理论世界起源于、脱胎于、生长于生活世界；而所谓“还原”，则更进一步试图建构起一种直接关系。将理论归结为实践，只是说明了理论的起源，而不能说明以科学为典范的理论何以能“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何以会具有如此巨大的改变世界的力量。如果科学能够被还原于生活世界或此在在世的领会，则其何以具有那种与生活世界不同的引人注目的客观必然性，哪怕只是有限的客观必然性，就难于理解了。因此，必须否弃那种过于简单的实践主义的还原论。 　　简单地将理论还原为实践，这就忽略了理论起源于生活世界的特殊中介，即马克思给予极大重视的工具性生产劳动。而正是在工具性劳动的基础上，理论活动才可能发展起来。其道理在于，“一个有效的、能达于目的的工具或工具体系，是单义地指向特定目的的工具，或一义性的工具。这种一义性即是一种活动的确定性，即从手段引导出目的的确定性”，而“理论活动作为工具性技术活动的象征性表达，是通过将物质性工具代之以语言符号而实现的”。这一点，在近代科学的因果观念中可以最清楚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