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忆天香中女性生存图景及其价值.docVIP

王安忆天香中女性生存图景及其价值 　　写作原本不该有男女之分，但现实是：男性所建构的生活观念、美学观念往往成为时代主潮。在这种境遇中，女性写作就有了“对着说”的整体诉求。然而，正是她们用自己的独特视角，不懈地填补着主流美学尚未关注的空白角隙，巧妙地溶解主流美学中的杂质尘埃，从而使得文学真正能够承担起作为全人类精神家园的使命。王安忆已是中国当代文学的中坚，似乎比一般的女作家爽朗大气，具有巾帼英雄的气势，但在她的小说世界里，我还是能够强烈地感受到现代女性试图另辟蹊径、与男性话语对峙的勇气和智慧。在这种“对着说”的女性书写中，王安忆的《天香》是一个不可企及的顶点，常被脸谱化的古典女性生存图景，经过她的重构性再现，显现出了更为丰厚、真实而又意味深长的现代性和普世性。 　　一、天香园：“借”来的女性时空 　　历代建园，无非是男性权势功名的物化，从皇城到私家园林都承载着绵绵不绝的功名利禄之心。明嘉靖以来的上海，兴建私家园林看似与主流有差异，可依旧是闲散的仕子文人标榜自我、享受富贵心情的行为。天香园的崛起，既与仕途经济有关，也是申家男人们性情喜好的象征。申明世生性张扬，中进士而欲造园，选原本俗艳的桃花又不甘媚俗，故起名为“天香”，园子由民间艺人章师傅精心打造，终成沪上奇观。但这样的精致美丽的园子，可以满足男人们一时的虚荣心，却关不住男人们的尚奇好玩的心，何况上任为官、总得离乡背井。于是乎，这人间奇景，就留给了困守庭院的女人们。女人们，借助这并非出自女人之手，并非为女性而打造的时空而居，在生活的煎熬中慢慢地散逸自己的芬芳，最终将它变成了自己的天地。因此，天香园的主角，就变成了明世的母亲、妻妾、儿媳女儿们。 　　这一借来的女性时空，其依照的母本显然是《红楼梦》里的大观园。大观园为省亲而建，炫耀的是皇权、等级和富贵，一经元妃兰心蕙质的挑点安排，俨然成为了富贵中的女儿国；天香园本是男性趣味的产物，却演绎了闺秀女子的才智和丰采。两者建构方式如出一辙，但大观园的主角是待字闺中的青春儿女，而天香园的主角是已为母妻的妇人们。从女儿到妇人的转换，是意味深长的，显现了王安忆的独特立场。众多论者包括作家本人也都承认，《天香》是向《红楼梦》致敬和挑战的作品，从故事架构、语言表述、人物谱系处处可见《红楼梦》的影子，立意感觉上却另辟蹊径。曹雪芹同情、怜悯并尊重女人，借宝玉之口抛出了“男人是泥做的，女人是水做的”的惊人之论，却又将女人和女儿作出区别，在他眼里，女孩是可爱的，结了婚的女人却是可憎的。故《红楼梦》里青春儿女最光彩，而婆婆、嫂嫂、夫人们，则多少显得刻板、枯竭，了无生趣。这种“恋童情结”，明显暴露了基于男性本位的视角，未有真正的换位思考。王安忆则有意与《红楼梦》“对着说”，将叙述重心放在嫁入夫家的妇人们身上。未经世事的女孩固然可爱，但用弱小身躯承接家族的重任、经受生活煎熬，活出自我风采的女人才令人赏叹！天香园里的女人在衣食住行的体验经营中，没有了红楼才女们曲高和寡的孤独感，留下了更为真实、鲜活的女性生存图景，于是，大观园里“万艳同悲”“千红一哭”的悲剧性场景转化为天香园里平淡的俗世风景。 　　显然，王安忆的天香园也会令人联想到《红楼梦》里的天香楼，曹雪芹用隐笔写出了一流女子秦可卿 “淫丧” 天香楼的结局，她房间的甜香浓艳也被渲染成肉欲的象征；而王安忆的天香园虽是俗世，却非下贱下作之世，女人们只有坦荡荡的痛苦、离别和慰藉，没有偷鸡摸狗与苟且偷生。同样，《天香》也剔除了书写宫廷后院时惯常的勾心斗角的套路，这些在《红楼梦》里也是分量不轻的；如袭人和黛玉、赵姨娘和王熙凤明争暗斗、势不两立；在当下流行的宫廷剧里更是变本加厉。但王安忆策略性地抹平了这些裂缝，如刺绣般将缝隙缀补起来，形成了人性温柔绚烂的画景，所以天香园不是天香楼、大观园，也不是宫廷剧里阴森恐怖的后宫。那些空间看似有强烈的女性特征，但这种女性时空，其实是基于男性视野的戏剧性场景，在起伏不定的时间之流中，它们都会变成废墟尘埃，断壁残垣，成为不堪回首的记忆。而天香园，张扬着那种与生俱来的生命的韧劲和平淡，世代传承，延绵至今。正是这种根植于生活深处的从容和平静，使得借来的女性时空有可能转化为现代女性真正的自我空间，催生像王安忆这样自觉的女性作家。 　　自然，这种反客为主的策略，多少带有一些后现代的浪漫构思，但王安忆仍能以其朴实、细腻的笔调，将这缕虚空化为实在。带着经历过忧患的过来人的眼光，王安忆将她对现代女性生存空间的沉思化入男性建构的古典楼阁，去反思古典女子自我救赎的可能性，对这种寻找回来的女性时空，我们在感受到希望和慰藉的同时，对作家如何呈现这一救赎过程也必然怀有更大的兴趣。 　　二、绣阁：绣成自己的房子 　　西方女权主义一直在争取女性的合法权益，成为独立自主的现代女性被隐喻为寻找一间属于女性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