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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学背景对五四知识分子影响 　　一、平地忽起波澜――“讲义费风波” 　　 　　所谓“讲义费风波”，指的是1922年10月由部分北京大学学生拒绝缴纳讲义费所引发的风波。此时，距离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已过去了三年多的时间。这场风波可以说是不大不小，不过在当时也是轰动一时，影响甚大。 　　胡适日记中收录了与此次风潮相关的不少文献资料。根据胡适日记中的记录以及蔡元培向教育部所提出的辞呈中的描述，大致可以厘清当时所发生的事情。1922年10月17日下午，几十名学生到会计室请愿，要求取消讲义费，结果造成骚动。第二天上午，又有几十名学生拥到校长室，要求立即废止讲义费。[1]10月19日，蔡元培向教育部提出辞呈；随后，北大总务长蒋梦麟、庶务部主任沈士远、图书馆主任李大钊、出版部主任李辛白、数学系主任及教授冯祖荀等，均于当日刊登启事，宣布“随同蔡校长辞职，即日离校”；北大全体职员发布《暂时停止职务宣言》。[2]蔡元培的断然辞职令学生大为震惊，他们也立即召开全体大会，并在《晨报》上公开发表宣言：“我们大多数固然赞成废止讲义费，然而激烈行为却绝对不能承认……为保存最高学府计，一致决议挽留我们平日所信仰的蔡校长。”[3]时任北大教务长的胡适与诸多教授在北大评议会与学生干事会之间积极斡旋，终于达成决议：开除冯省三；要求本校全体学生各以书面向各系主任声明曾否与闻暴动；暂行继续授课。在学生方面接受评议会决议的前提下，蔡元培答应收回辞呈，回到北大。至于讲义费，后来自是不了了之。 　　至于被开除的学生冯省三，时为预科法文班山东籍学生。有关冯省三在这次风潮中的表现，史学界仍然存在争议。胡适在日记中记载，冯省三自认当日确曾说“大家到会计课去把讲义券烧了”！又曾说“我们打进校长室去，把他们围起来，把这事解决了”！[4]但也有不少人认为冯省三只是被无辜牺牲的“替罪羊”，参与其中的人都心照不宣而已。例如钱玄同就曾经说：“真正的主谋者早已经销声匿迹了，省三是临时去看热闹的人（自然他也不免夹七夹八地说了几句话），大家快要散完了，他还不走，于是他就得了开除的处分！”[5]鲁迅更是为他写了一篇深刻的题为《即小见大》的文章。 　　这是一次似乎并不怎么值得注意的风波。然而，被牵涉到这个小插曲中的三位大名鼎鼎的人物――蔡元培、胡适、鲁迅，他们对这次风潮的看法以及反应，他们的不同的关注点，可堪玩味。 　　 　　二、一石激起千层浪 　　 　　1.“学生暴动”――蔡元培 　　“‘你们这班懦夫！’他很气愤地喊道，袖子高高地卷到肘子以上，两只拳头不断在空中摇晃。‘有胆的就请站出来与我决斗。如果你们哪一个敢碰一碰教员，我就揍他！’”[6]这是蒋梦麟先生在《西潮?新潮》里面记录的蔡元培先生的反应。一贯以温文尔雅、谦和君子形象示人的蔡先生这个时候显示出了他的另一面，“另外一个蔡元培”的风貌。看来，这次风波显然触及到了蔡元培先生认为是“底线”的一些东西。 　　1922年10月19日，蔡元培向教育部提出辞呈，指出“废置讲义费之事甚小，而破坏学校纪律之事实大，涓涓之水，将成江河，风气所至，将使全国学校共受其祸。言念及此，实为痛心”[7]。经过几方斡旋之后，蔡元培同意回校复职。10月25日下午4时，北京大学召开全体师生会议，蔡元培发表演说：“我这一回的辞职，有多数的人都说我‘小题大做’。但是我对于十八日的暴举，实在看得很重大。”[8]蔡元培指出，这是一种“蔑视他人人格，也是放弃自己人格的举动”，希望学生和校方能够保持一种良好的感情，以使学校不至于在精神上被破坏。他对学生对“现在政治上的失望与改革的热诚，激动人的神经”表示理解，但是，“把学校当成试验革命思想的地方，把对于政府的观念移用到学校里”是不可不改正的。 　　蔡先生如何会对这样一件事情大动干戈，对冯省三如此地“不宽容”，一方面，可能真如川岛所回忆，有激于冯省三挡在校办门口与之汹汹而言而对其印象太深[9]，校长的权威受到挑战；另一方面，或者还有如胡适所言的“疑心生暗鬼”[10]的成分。然而更重要的是，分析上文所引用的蔡元培先生的两段话，我们不难发现蔡先生对学生运动的微妙看法。 　　 　　蒋梦麟写道，关于“五四运动”，蔡先生无意鼓励学生闹学潮，但是学生们示威游行，反对接受《凡尔赛和约》有关山东问题的条款，那是出乎爱国热情，实在无可厚非。至于北京大学，他认为今后将不容易维持纪律，因为学生们很可能为胜利而陶醉。他们既然尝到权力的滋味，以后他们的欲望恐怕难以满足。[11]这虽是一家之言，却也有值得玩味之处。蔡先生主张教育独立，思想自由，学术自由，但这并不等于没有规范；而且学生们在尝到政治斗争的甜头之后，如果无限膨胀，那将演变为大多数人的暴力，进而威胁大学的发展。 　　2.“异端”与“过激”――胡适 　　胡适在日记中详细地记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