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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论情判价值取向 　　摘要：“情判”作为中国传统诉讼中颇具特色的审判模式，是指司法官在认定案件事实的基础上，根据情或情理作出判决。它与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相适应，具有鲜明的价值取向。“情判”以和谐为总体价值取向，无讼和追求实体公正则是和谐在情判领域的具体价值取向。在这些取向的指引下，司法官判案时力图做到法顺人情，情法相合。 　　关键词：情判；价值取向；和谐；无讼；实体公正 　　作者简介：刘军平，男，法学博士，湘潭大学法学院副教授，从事中国法律史研究。 　　中图分类号：D909.9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7504（2011）03-0084-06收稿日期：2010-01-07 　　 　　中国传统诉讼之“情判”是指中国古代的司法官在司法审判过程中，在认定案件事实的基础上，依据情来作出判决的一种审判模式。情判的主体是各级司法机关，具体来说是指执掌司法审判权力的各级官吏。上至皇帝，下至县令，都有可能成为情判的主体。情判的依据则主要是一个“情”字，即所谓“人情”。①这是极具中国传统诉讼法律文化特质的一种特殊审判制度，与此特殊法律文化背景相适应，“情判”具有鲜明的价值取向。其中，和谐乃是总体价值取向，而无讼和追求实体公正则是和谐在情判领域的具体价值取向。 　　一、情判的总体价值取向――和谐 　　据《说文解字》，和谐之意，“和”字从口禾声，意为“相应也”；“谐”字从言皆声，言合也。和谐就是协调的意思。另据《广雅?释诂三》所称：“和，谐也。”关于和谐的概念，本文认为，和谐是指由于人的主观能动性和积极参与，事物内部矛盾呈现良好的对立统一状态，因此使事物能协调地生存与发展。和谐包括人自身的和谐、人与人的和谐、人与社会的和谐及人与自然的和谐。 　　“和谐”是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的基本特征和首要价值。中国古代的先哲都对和谐进行了不同的解释。管子、老子、墨子与孔子在思想上都有相似之处，都主张“和”、“和合”或“合和”，即强调以“和”为价值标准。“和”是当时被普遍认同的人文精神。著名学者李约瑟先生在其研究中也指出：“古代中国人在整个自然界寻求秩序与和谐，并将此视为一切人类关系的理想。”［1］（P338）在传统中国的人们看来，人与天是相合的，人类是宇宙的一部分，故人类应当与宇宙保持一致。社会秩序遭到破坏即意味着整个宇宙秩序的损害。由此，“天人合一”成为中国传统哲学的一贯主题，和谐统一一直为人们所强调。在中国传统诉讼中，由于儒家思想的主导地位，儒家所提倡的和谐思想则成为诉讼审判的总体价值取向。儒家的和谐理论是从其对家庭关系这一最基本和最重要的人际关系的观察和思考中得出的。儒家思想的核心是“仁”，它是最早由孔子直接从人的血缘情感出发而提出的一整套处理人际关系的方案。该学说认为“仁者爱人”，并以此为出发点，以“中庸”为路径，以“礼”为人们的行为规范，通过“恕”道来推行人伦教化。在“恕”的适用过程中，它强调：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在家庭关系中，和谐表现为父慈子孝，夫正妻贤，兄友弟恭。按照儒家的看法，只要家庭中的每一个成员都遵守各自的伦理原则，那么这个家庭就是和谐的。孟子又提出“人伦”说：“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孟子?滕文公上》）这里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概括为五种最典型的关系，即父子、君臣、夫妇、长幼、朋友。在这五者之间，只要实现亲、义、别、序、信，那么就可维系群体生活的和谐，消除对抗与争夺。荀子进一步提出“明分使群”的观点，“人之生不能无群，群而无分则争，争则乱，乱则穷矣。故无分者，人之大害也；有分者，天下之本利也；而人君者，所以管分之枢要也”（《荀子?富国》）。根据他的看法，只要人们各守其分位，各尽其职能，则可使个体协调一致，免于争夺，这也就实现了人际关系的和谐。 　　在儒家看来，家国一体，家是国的微缩，国是家的扩大。所以，如果把建立一个和谐家庭的伦理原则推而广之到国家中去，就可以建立一个和谐的国家。而这正是儒家的政治理想。在一个和谐的国家中，国家中的“君”如家庭中的“父”，“民”则如“子”。各级官员也往往被视为“父母官”，而当地的百姓则为“父母官”之“子民”。 　　为实现大同社会的美妙图景，孔子提出了“礼”这一规范。在他看来，礼不仅是治国的根本，还是对人格修养的要求。礼对锻炼人的品格并实现人格和谐具有重要作用。孔子指出：“恭而无礼则劳，慎而无礼则葸，勇而无礼则乱，直而无礼则绞。”（《论语?泰伯》）这是指只有依礼从事，才能立身处世。礼的内在精神是仁，仁的根本要求是“爱人”，即“仁者爱人”。爱人是敬爱其他的生命存在，以爱己之心爱人。仁的根本原则是“恕”：“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论语?雍也》）通过这种将心比心、以己度人的方式而建立起人与人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