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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资本理论视角下农民工健康问题研究 　　〔摘要〕农民工群体是在城乡分治的二元社会结构和社会急剧变迁的双重影响之下产生的弱势人群。农民工群体的发展状况是关系到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社会经济协调发展、建立和谐社会的重要课题。目前，各界对他们的现状进行了多角度的分析，然而他们的健康问题却还未引起足够的重视。本文利用社会资本理论，对农民工的健康问题进行分析，并提出增加农民工社会资本的相关对策。 　　〔关键词〕社会资本；政策支持；农民工健康 　　〔中图分类号〕 C91 〔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1008-2689（2008）02-0001-05 　　 　　关注农民工的健康问题，不仅关系到城市化的进程，也关系到社会的公平稳定和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大量研究表明，社会资本对身心健康有重要影响。在我国，农民工作为弱势群体，其健康问题很容易被忽视。鉴于目前农民工的收入偏低和社会地位低下，他们的社会资本存量非常有限，这对他们的健康问题无疑是雪上加霜，这也决定了他们更加强烈地需要提升自身的社会资本存量。然而，他们仅仅依靠自身的力量来改变这一现状是相当困难的。在我国现有城乡二元结构的模式下来切实维护农民工的健康，就需要强有力的政策支持，进而从多层面、多角度来寻求提升其社会资本存量的途径，这不仅关系到农民工的权益保护问题，也关系到社会的稳定和发展问题。 　　 　　一、从社会资本角度审视 　　我国农民工健康问题 　　 　　20世纪90年代以来， 社会资本逐渐成为社会学关注的热门概念[1]， 并对社会发展和社会问题提供了一种有效的理论解释范式。所谓社会资本（Social Capital），是指处于社会网络或更广泛的社会结构中的人们所动员的能为自己（或组织）带来经济效益的社会资源。显然，社会资本是一个社会学和经济学相互交叉的词汇， 一般认为始于简?雅各布斯、皮埃尔?布迪厄、琼一克劳德?帕瑟仑、格伦?洛瑞等人的研究[2]。20世纪70年代后期，它由经济学家洛瑞在资本概念内涵扩展的基础上首次提出的。[3]1980年，法国社会学家皮埃尔?布迪厄（P. Bourdieu）在其文章《社会资本随笔》中正式提出了“社会资本”的概念，并把它界定为“实际或潜在资源的集合，这些资源与由相互默认或承认的关系所组成的持久网络有关，而且这些关系或多或少是制度化的。”[4] 　　目前，农民工的健康问题日益成为一个不容回避的社会问题，也引起了越来越多的关注。可以说，农民工严峻的健康问题与他们社会资本的低存量有着密切关系。因为社会资本是个人可动员的社会资源，诸如社会关系网络、信任等，它本质上体现的是社会互动中基于信任的参与、互惠和人际网络的形成，以及由此派生出的共同的价值观、行为规范、契约关系等，它依附于人与人之间的互动关系[5]。社会资本可以通过促进物质资本、人力资本的高效结合和分配、降低交易成本从而转化为有形的经济资本。显然，社会资本存量较大的群体一方面具有强大的社会支持和关系网络，成员之间具有良好的互助协作关系，他们可以自发成立卫生服务、救助和支持组织，关心生活区域的公共卫生条件、安全食品、水源的供应，注重周围人群的健康，能够一定程度上依赖自身的力量解决身边人群的常见卫生问题。然而，农民工群体在陌生的城市可资利用的社会关系网络是极其有限的，而他们自身的局限性也使得他们的生存环境极其恶劣。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方面，从生理健康角度来看，农民工在城市中所从事的大多是苦、脏、累、险的工种（即“3D jobs , dirty、dangerous and difficulty jobs”）[6]，劳动时间长、劳动强度大、劳动及生活条件相当恶劣，甚至经常带病工作。他们受工伤、职业病、疾病困扰的可能性非常大。而且，缺乏基本的医疗保障，绝大多数流动人口完全由本人支付医疗保健费用。由于他们的收入水平低，再加上目前医疗费用较高，农民工只能无奈地“小病拖、大病扛、实在不行上药房”。可以说，医疗卫生费用高与收入水平低的矛盾，是影响外来流动人口及时就医的主要原因，缺乏必要的医疗社会保障是农民工难以应对面临的疾病困扰的社会体制原因。 　　另一方面，从心理健康角度来讲，各种歧视是农民工不应承受的心灵之痛。其中，就业岗位和劳动报酬方面的歧视是最直接的，而户籍制度、教育制度、保障制度、人事制度、医疗制度等政策壁垒无疑是最具实质性的。目前，城市对农民工经济的接纳和社会上的不接纳这一矛盾依然存在。政策与制度对具有城市户口的人与具有农村户口的人仍然持有双重标准，对前者是保护，对后者是限制，农民工在城市可以“立业”，但不能“安家”。此外，农民工在向大中城市流动的过程中，除了遭遇原有体制的阻碍，又遇到了新的壁垒，即“产业壁垒”和“知识壁垒”。大中城市由于其自身的优势，成为发展知识经济的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