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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万箭穿心悲剧叙事与文化反思 　　摘 要：作为新世纪现实主义题材电影的扛鼎之作，电影《万箭穿心》以其敏锐的视角、细腻的情感表达、错位的家庭伦理及性别张力，谱写出当代社会转型大潮中由于婚姻冲突引发的家庭与个人悲剧。女性意识的觉醒与膨胀，男性角色的压抑与逃避共同形成了悲剧家庭叙事的两个对立单元，并由此引发观众对家庭伦理以及个人宿命的深刻思考。 　　关键词：悲剧叙事；精神错位；女性反思；男权文化 　　一、悲剧叙事：线性结构与角色对立 　　悲剧，作为一个特定的美学范畴，是从古希腊 美学中产生的，是古希腊美学家在对古希腊文学， 特别是古希腊戏剧作品的理性考察中建立起来的。 悲剧无论是作为一种意识、观念和精神，还是作为 文体意义上的艺术类型，它都是各民族共有的精神 财富。亚里士多德认为悲剧就是“对一个严肃、完 整、有一定长度的行为的模仿”，悲剧正是“借激起 怜悯和恐惧来达到这些情绪的净化”。 　　悲剧是把美好的东西撕裂给人看的艺术样式，悲剧源于生活又浓缩生活的丑与恶，打破人们深层对美好的心里期许与审美认知。影片《万箭穿心》是一种充满悲剧气息的现实主义作品，导演通过条理清晰的线性叙事结构贯穿全片，在保证叙事主线“李宝莉与马学武”的情感矛盾不断升级的叙事冲突下，合理安排了万小景、马学武母亲、儿子、健健、何嫂等多条副线，通过主线与副线的矛盾交织共同完成线性叙事的故事脉络。从时间线索上分析，故事从李宝莉和马学武搬入新房为故事开端，交待了李宝莉泼辣急躁的性格和马学武压抑沉闷的婚姻生活，在深层的婚姻矛盾辐射下，李宝莉当着搬家工人对马学武的批判和挖苦成为马学武敢于打破婚姻关系的导火索，故事第一个巨大的叙事矛盾节点就此出现。在家庭中得不到尊重和温暖的厂办主任马学武，在单位获得了厂办打字员周芬的仰慕，男性的自尊和价值由此获得了新的宣泄口，马学武与周芬的偷情随即成为影片前半部叙事矛盾的核心冲突，也成为推动悲剧进程的重要催化剂。在90年代的社会转型期，婚外情带有强烈的批判属性和道德否定，因此李宝莉报警后马学武不但失去了厂办主任的事业前景，还因此丢了工作，这似乎已经超越了一个“懦弱”男人所能承载的心理极限。悲剧本质源于人性，源于人对自我的无力与执念。如若此时李宝莉反思自己的家庭角色和性格定位，丈夫也?S能悬崖勒马，真心回归。但李宝莉的人物悲剧就在于心理价值的自我高位和自我认识不够理性，马学武的婚外情成为李宝莉惩罚马学武的情绪武器，使原本遭遇挫折有悔过之心的马学武无处遁行，只有再次寻求外部的心理慰藉。马学武与周芬的最后一次碰面也成为压死马学武的最后一根稻草，在得知妻子李宝莉告发自己的事实真相后，投江自杀似乎成为这个懦弱男性的唯一出路。此时，家庭与个人的悲剧达到高潮，马学武的投江也为后期家庭的悲剧宿命埋下伏笔。为挑起家庭重担，李宝莉放弃轻松的销售转行做了十几年的苦力扁担，但是她与奶孙之间的家庭矛盾从未真正解决。寄托了李宝莉终身梦想与希望的儿子压抑十年后考中状元，却逼迫自己解除母子关系并离开家庭，与丈夫跳江的悲剧相比，母子关系的崩裂才是最大的悲剧，也是李宝莉前半生的完全否定。最终，李宝莉独自徘徊于夜幕下的长江边，看到一群无忧无虑的孩子才理解了儿子的压抑与对自己的否定，终于放弃了房产，回归到本属于她的生活洪流之中――“与建建和解”。 　　在影片的家庭伦理与叙事人物中，充斥着矛盾尖锐的人物对立。颇具女性主义意识的李宝莉与男性意识弱化的马学武之间的婚姻对立，进而引发李宝莉与儿子关系的冲突对立以及与马学武母亲的角色对立。由于家庭男性角色的“弱势和缺失”，李宝莉内在的强势女权性格空前高涨，并成为她维持强权地位的有力武器，性格的乖张和家庭角色的失衡必将成为家庭解体的深层原因。当李宝莉失去与丈夫对立的家庭模式之后，儿子将父亲的死因归咎于李宝莉，夫妻的对立转化成母子的心理对立，进而成为更为深层的对立模式，为儿子与李宝莉断绝母子关系做了情节与心理铺垫，也成为影片最大的悲剧。 　　二、精神错位：传统伦理与现代意识 　　在中国传统文化的议题上，“中国的家庭凝聚着世俗、国家和个人以及生理意义的男人和女人”。在中国传统儒家文化的理念熏陶下，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传统伦理价值观早已深入人心。传统家庭伦理强调夫唱妇随，男强女弱的相处模式，随着时代的发展，人们的家庭观念也逐渐发生位移，以“男权”主导的家庭伦理逐渐动摇，但女性主义和女性的强势地位所营造的新型家庭关系尚不稳固，价值阶级的错位和价值观的悖离使家庭矛盾逐渐演进为一场人间悲剧。电影中，女主人公李宝莉是一位城市底层劳动者的女儿，文化水平低但颇具城市居民的优越心理，从内心深处看不起来自农村但文化层次高于自己的丈夫马学武，但看重丈夫大专学历出身的知识分子身份，组成了利益捆绑的现实婚姻模式。但由于李宝莉本身内心的优越感与自身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