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竞比经济增长是苏联模式失败原因之一 　　 存在了７０多年、曾经是第二大世界强国并且是惟一能与美国抗衡的苏联，几乎在一夜间解体。这是２０世纪人类社会最值得关注的事情。这是因为苏联的存在是人类第一次尝试以公有制代替私有制，是公有制对私有制的第一次否定；而其解体，又引发了人们对社会主义的全新思考，并使许多人产生了社会主义是否合理、能否代替资本主义的疑问。作为同是社会主义国家，并且相当长时间在实践和理论上均以苏联模式为榜样的中国，对苏联解体原因的探讨尤为必要。中国是目前世界上仍然坚持社会主义的大国，担负着社会主义制度完善和创新的重任。因此，我们必须从苏联模式的失败中吸取教训。 　　 以“苏联模式”为特征的２０世纪社会主义制度，是社会主义制度的初级形式。按照“苏联模式”创始者斯大林的理解，社会主义就是在无产阶级专政下比资本主义更快地发展生产力，生产力就是统计学意义上的几项主要经济指标。斯大林主政时期，他的这一思路虽然片面，但由于广大劳动群众对新政权的拥护以及统制经济体制在工业化初期的积极作用，苏联经济增长的速度明显快于同期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特别是在３０年代的经济大危机中，苏联独保高速度增长，令西方国家的决策者和经济学家惊叹不已。到了赫鲁晓夫时代?熏与资本主义国家竞比经济增长表现得更为突出，这既是巩固其权威的必要条件，也是他理想中的社会主义向全世界扩展的需要。赫鲁晓夫的这一观点，在１９５７年社会主义阵营的大聚会，即与庆祝十月革命４０周年庆典同时举行的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上，得到普遍认同，并作为社会主义国家基本的共同纲领之一。当时的社会主义阵营，正处于上升态势，领导者们想的是如何“东风压倒西风”、如何战胜资本主义。经济增长既是“冷战”的实力，又是社会主义优越性的显示。然而，赫鲁晓夫与尼克松在５０年代末的辩论，却在３０年后由他的第四代接班人戈尔巴乔夫宣告失败。片面注重与资本主义国家竞赛经济增长，以为只要经济指标提升就是“社会主义优越性”的“苏联模式”，虽然用集权统制体制达到了这一目标，但却因忽略民主法制、压抑个性自由，导致劳动者主动性和创造力的下降，虽然受教育程度很高，但素质技能特别是文化素质依旧低下。这种竞赛实际上成了两大阵营对抗的方式，以致只片面发展以军工为龙头的重工业，竞比航天技术。这种以军火和重工业为主的经济结构，所创造的经济增长也是畸形的，人民的生活水平未能提高。更为严重的，是这种集权统制体制导致党政官员的特权和腐败，以至演变出新的官僚资产阶级。正是这个阶级，对孵化它的“苏联模式”感到不满，并打破它，建立起更适合自己增长的制度。“苏联模式”的实践表明这一增长方式绝不可取。 　　 作为对私有制的否定，公有制在经济的主体、性质、目的、原则和运行机制方面都与私有制有着本质的区别。在私有制下，经济的主体是资本，经济活动的方方面面体现的都是资本的意志和利益，都是为资本服务的；而资本的逻辑就是增殖，即追求利润的最大化。在这种逻辑下，经济增长的速度成为衡量国民经济的总体指标就是很自然的事。因为资本的增殖是在经济增长中实现的，二者是统一的。但在公有制下，经济的主体是人，是劳动者，其基本权利是劳动力所有权，经济发展的目的是劳动者劳动技能的提高，并以此强化劳动者的基本权利。这并不是说在公有制下的经济增长不重要，而是要将经济增长置于劳动技能素质提高这一最终目的的制约之下，不仅强调经济量的增长，更重视以劳动者为主体的经济发展。 　　 当苏联与资本主义国家盲目竞比经济增长时，就陷入了资本的逻辑，将经济增长作为主要追求的目标，这极易导致对劳动者权利和地位的忽视，而在理论上对社会主义的认识偏差，又强化了这种趋势。由于对马克思主义的僵化理解，苏联在否认社会主义下劳动力成为商品的同时，也不承认劳动力所有权，这就等于否认了劳动者立足的法权基础，给劳动者留下的只是空泛的“主人翁”地位，而这“主人翁”地位对劳动者来说也似乎是外在力量的“恩赐”，这种状况对经济发展造成的影响是非常严重的。经济发展从实质上讲就是劳动力的动态发挥。劳动力所有权的内容包括劳动技能素质和劳动者在经济、社会中的地位，是经济发展的主要影响因素。由于苏联是在经济落后的资本主义国家基础上建立的社会主义，劳动者的劳动技能素质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相比本来就落后，即使在取得一定的成绩后，苏联劳动者也呈现出受教育的程度较高，而素质技能差，且发展极不均衡的特点。更重要的是劳动者没有经过与资本所有者的充分对抗，其权利意识没有得到充分发展。反观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虽然劳动者的社会主体地位不能得到确认，但劳动者拥有完全的劳动力所有权，劳动者十分清楚，资本所有者之所以雇用他们，是由于劳动力的动态发挥能创造价值，劳动是价值的源泉。因此，劳动者根据对劳动力的完全所有权而联合起来，以联合之力展开了与资本所有者的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