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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体共享乡土背景下城市融合困境与恰切破解策略 　　导读：农民工由农村向城市的流动不仅伴随身体的位移，同时也是一个空间转换的过程。因此，农民工的城市融合研究理应具备空间想象力。以往的农民工城市融合研究，虽然已经不同程度涉及到与空间有关的问题，但还缺乏明确的空间意识。空间依恋理论为我们重新审视农民工的城市融合提供了整合的空间语境，为农民工的城市融合研究提供了恰切的理论工具、学术概念、研究方法和新的研究议题。 　　关键词：农民工；城市融合；空间依恋；二元空间 　　一、文献回顾：讨论起点与研究议题 　　对农民工来说，由农村流入城市，一方面伴随身体的位移，另一方面也伴随着承载身体的空间的变化。既是一个“脱域”于乡土社会的过程，也是一个重新再嵌入陌生城市空间的过程。农民工的城市融合因此联结着农村与城市双重空间。要对农民工的城市融合形成完整的空间认识，既要关注其城市体验和行动，同时也要还原农民工与农村的空间联结。 　　在由乡村到城市的空间流动中，农民工与农村的空间联结对其城市融合具有复杂的作用。传统与现代、乡土文化与城市文明的相互试探与融合，充满了积极与消极、融合与张力的各种关系。农民工在城市的污名化是导致其城市融合难的重要原因。张友庭将农民工身份的污名化解释为制度性原因，但就个体农民工而言，身份的污名化首先来源于个体农民自身的某些乡村“劣习”。农民工与市民在城市社区的融合之困境，一定程度上源于农民工自身的乡土文化和生活习惯与城市主流文化价值和行为方式存在较多的分歧和矛盾。当然，农民工在城市融合的过程中会逐渐习得城市文化和生活方式，经历城市文明的再社会化，农民工的城市融合可能表现出两种文化融合，并进而对其城市融入产生积极作用，但这显然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农民工与农村空间的联结具有积极、消极的复杂后果。但农民工究竟是通过怎样的逻辑与农村保持空间联结的，仍然有待进一步的考察。虽然说出身农村能够最直观地反映出农民工与农村的联系，但我们想知道的是，农民工乡土记忆在流入城市后通过怎样的形式表现出与农村的关联。对这个问题的分析不仅能够解释农民工在城市融合过程中遭遇的各种困境，同时也能够理解农民工城市融合过程中，各种主动与被动的主体行动与实践策略。 　　为还原农民工城市融合的空间场景，再现农民工在城市表现乡土记忆和乡土文化的内在逻辑，我们引入了空间依恋的理论视角。从字面结构来讲，空间是农民工依恋的基础与来源，依恋是农民工对空间的认知与行为反映。通过空间依恋理论的分析不仅能够再现农民工乡城流动的空间过程，同时也能够揭示农民工与农村保持某种内在关联的背后逻辑，从而为解释农民工的城市融合问题提供有关“乡愁”的线索。 　　二、空间依恋的视角及其解释 　　空间是社会的反应，卡斯特甚至认为，空间本身就是社会。空间承载着人类的社会活动和社会交往，空间中的互动与实践使人们对所处其中的空间形成稳定的记忆。一旦远离曾经所处的空间，对空间的记忆便会从人的头脑中显现出来，并表现出对特定空间的念想。Tuan将这种对特定地方和空间的念想称作“恋地情结”。“恋地情节”是人对特定地方和空间的一种精神性依恋，即某个特定地方被认为是人们生命中的一部分，并对其持有持久浓厚的情感。应该说，记忆与依恋作为人类在空间中社会实践的产物，是人与空间联结的基本形式。 　　地方依恋是在人与物理环境和依恋对象来回的循环过程中逐步发展起来，是在物理环境中发展的自我的某些方面。因此，空间依恋的首要对象往往是特定的空间、地点和物体等物理对象。一座城市、一个区域、一条街、一栋房子都可能成为人们形成特定依恋和记忆的空间。不过，在人与物的长时间接触中，物的功能性和象征意义会附着在人的记忆中，成为一种体验、一种经历。地方依恋的对象有时可能超越空间和物的实体，上升为一种功能和象征性意义。正如泰德曼所指出的，个体可能并不是直接依恋地方的物理特征，而是依恋那些物理特征所代表的意义。图安也认为，只有当基于人的经历、社会关系、情感和思想赋予一个地方意义时，才成为人们依恋的地方。因此，空间依恋的对象既是一种物质客体、物质现实，比如一个人、一尊塑像、一座纪念碑等空间中的客体，也可以是一种象征符号，或某种具有精神涵义的东西、某种附着于并被强加在这种物质现实之上的为群体共享的东西。 　　空间依恋的对象是多元的，导致空间依恋产生的原因和影响空间依恋变化的因素也是多样的。 　　首先，空间中的位移，这是空间依恋产生的直接原因。空间位置的移动会影响人们对群体经历和回忆认知的持续性。空间依恋正是由空间距离产生的类似乡愁的情感引发的。随着人们流动性的增强，人们依恋的空间类型会不断扩大，从纯粹的当地（邻里）和国家到整个地区乃至全球。凯尔指出，主体住处与地方的距离和到访地方的频次是影响地方依恋的重要因素。距离越近、访问频次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