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马克思主义研究新视点.docVIP

美国马克思主义研究新视点 　　最近三十年来，左派激进思潮尤其是社会主义思潮面对新自由主义咄咄逼人的攻势，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政治上都处于被动防守之态势。更为糟糕的是，正如齐泽克所言，虽然福山的“历史终结论”屡遭左派嘲笑，但当今大多数人却是不折不扣的“福山派”；自由民主资本主义被认为是最好的可能社会，人们所需要做的一切无非是使它变得更加公正、更加宽容。面对这种形势，左派能否转守为攻，能否清楚地设想出一种适合于新时代的社会主义前景，能否通过一种切实可行的政冶组织来实现自己的激进目标?这一切无疑是摆在左派面前亟待解决的理论问题，也是2008年度美国马克思主义研究关注的焦点。 　　 　　一、体系的对抗性与左派的立场 　　 　　面对新世纪错综复杂的政治格局，左派应当如何确立自己的立场?以《超越资本》名世的理论家梅扎罗斯(Istvdn M~sz6ros)，在其新著《历史时间的挑战与负担：21世纪的社会主义》中，驳斥了现行新自由主义秩序无可替代的流行观点。他认为，在向社会主义迈进的世界运动中，左派必须“采取攻势”，改变长期以来被动防守的态势，而这就要求从理论上为社会主义的可能性与现实性作出新的强有力的论证。梅扎罗斯力图证明，资本积累的根深蒂固问题在于资本主义的“结构命令”。这种结构命令不可能通过局部改良来改变。只有设想一种不同性质的“结构框架”，才能实质性地改变当代资本主义的结构命令。因此，21世纪的社会主义事业必须承担起变革结构框架的重任。 　　无独有偶，久负盛名的思想家阿明(SamirAmin)在《我们希望看到的世界：21世纪的革命目标》中也指出，要想对资本主义统治进行有效的反抗，实现我们希望看到的世界，就必须把世界上被压迫者与被剥削者联合起来，即在工人、学生、农民与其他反对新自由主义秩序的人之间实现“多样性的联合”。因此，必须组织一种新“国际”，有效地协调全球反抗运动的工作。新“国际”必须区别于旧“国际”，其组织结构必须具有开放性与可变性，以免重蹈旧“国际”封闭性与僵硬性的覆辙。 　　那么，左派在新时代的激进政治中究竟应当采取何种立场呢?齐泽克(Slavov Zizek)在《自然及其不满者》一文中，深入分析了当代资本主义体系中所存在的对抗性，明确强调左派在解放政治中必须坚持无产阶级的立场，虽然在他看来经典意义上的工人阶级现已不复存在。他指出，当代解放主体的客观性与物质性来自资本主义本身。全球资本主义制度是产生“过剩”(excesses)(贫民窟、生态威胁等等)的实体性“基础”，这些“过剩”开辟了抵抗资本主义的场所。因此，今天的左派必须坚决抵制对资本主义的“自然化”，必须清楚地阐明当今全球资本主义所包含的对抗性。他认为，当今资本主义世界主要存在四种足以阻止其无限再生产的对抗性：(1)生态系统；(2)私有制在“知识财产”问题上的不适当性；(3)新的技术一科学发展(尤其生物遗传学)的社会一伦理含义；(4)新式隔离、新墙与贫民窟。这四种对抗性不是孤立的，相互之间存在着重叠现象。但是，不能把这种对抗性的重叠理解为拉克劳式的霸权斗争(即空洞能指如“人民”，由此而被斗争所填充)，也不能把这种重叠理解为被压迫的性欲实践、种族、宗教等等的“彩虹联合”，因为“我们仍然需要一种无产阶级立场”。这意味着不能把这四种对抗性等量齐观，而必须以第四种对抗性即“被排斥者”(Excluded)(全球资本眼中的“动物”)与“被容纳者”(Included)(那些参与资本主义的人)之间的对抗性，作为全部斗争领域的主导。只有这种对抗性才是所谓“起点级对抗性”(the zero-level antagorusm)，因而是其他三种对抗性的参照点。没有这种对抗性，一切其他对抗性都会丧失它们的颠覆性：生态系统问题会转变为“可持续发展问题”，知识财产问题会转变为“复杂的法律挑战”，生物遗传学问题会转变为一个“伦理性”问题。没有这种对抗性，人们可以一方面真诚地为环境而战，捍卫一种广义的知识财产观念，反对把基因版权化，另一方面却对被排斥者的苦难与抗争无动于衷，甚至会根据被容纳者的立场来表述这些斗争。结果，人们就会十分吊诡地发现，在这个世界上，比尔?盖茨居然是同贫穷与疾病作斗争的最大人道主义者，而鲁珀特?默多克竟然是通过其媒体帝国动员亿万人采取行动的最大环境保护主义者。这实在是莫大的讽刺。 　　面对全球资本主义的诸多“过剩”(生态危机、贫民窟等等)，齐泽克希望左派打破消极无为的“声障”，从政治上把非结构化的贫民窟居民组织起来，坚持无产阶级立场，作出大胆的“集体决断”。齐泽克的这一要求确实显示出其左派立场的某种彻底性，然而，他所开出的救世药方却不时有回落到现行体系之中的危险。譬如，在如何应对生态灾难方面，他所提出的四条锦囊妙计在多大程度上奠基于无产阶级立场，就难免令人心生疑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