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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汉法律术语非对等性及其翻译补偿策略 　　摘 要：受社会制度、法律体系、语言差异化等因素的影响，英汉法律领域存在着大量法律术语无对等词的现象；同时，翻译过程中出现的信息妥协、缺省与损失现象，加剧了英汉法律术语的不对等性。本文运用翻译补偿相关理论，提出解决英汉法律术语非对等性翻译的具体补偿策略与方法，以期促进英汉法律翻译的交流与合作。 　　关键词：英汉法律术语 非对等性 文化缺省 语义损失 翻译补偿 　　法律术语是法律语言的重要组成部分，主要用于表达法律领域特有的概念或指称与法律相关的现象。英汉法律术语有法定的适用对象，要求特定的语境，具有专业性、文化性、单一性等特征，不允许存在概念含混、范畴不清楚的问题。在英汉法律翻译领域，很多英汉法律术语在实际翻译中没有对应词，有的尽管表面对应，但内涵却截然不同，导致英汉法律术语不对等的现象大量存在。为了解决英汉法律术语的非对等翻译问题，应综合分析造成英汉法律术语非对等的诸多原因，结合翻译补偿相关理论探析英汉法律术语非对等翻译的实用策略和方法，以减少翻译法律术语时出现的语义、文化、功能等损失，最大化地实现英汉法律术语翻译的语言功能对等与法律功能对等。 　　一、英汉法律术语非对等性的产生原因 　　首先，社会制度、法律体系、历史文化等传统因素是造成英汉法律术语非对等的基本原因。英美法系以判例法为主要渊源，法官对法律拥有解释权，刑诉中采用对抗制，民诉中采用陪审团审判制。而中国是大陆法系国家，在法律渊源、案件审理、判定等方面与英美存在很大差异。例如：“hung jury”是英美陪审制中专门针对悬疑案件组成的陪审团，“discovery”是诉讼审理前提供给对方的辩论所需要的案情或证据发现，这些英美法律术语在中国法学界缺少概念一致的对等术语。同时，一种法律文化凝结的法律术语概念往往有别于另一种法律文化下的法律术语概念（杜金榜，2004：88），例如：“crown court，federal crime，indigent defendant”都是英美法系不成文法的历史痕迹。这些文化特色鲜明的英语法律术语，会对汉语言文化背景的读者造成语义真空，影响???对原法律术语含义的准确理解。 　　此外，经济发展、社团意识、译者水平等动态因素也是导致英汉法律术语非对等现象普遍存在的重要原因。具体而言，一方面，东西方经济发展水平的不平衡性，造成了证券法、金融法、商标专利法等法律术语的不对等性，例如：“share warrants（认股证书），foreclosure（中止回赎权），exemplary damages（惩戒性赔偿）”等术语在译入我国时都曾遭遇过对等术语“空缺”的问题。另一方面，译者的语言素养、法律知识、认知水平等因素，不仅制约着译者对原法律术语含义的理解，而且影响着目的术语的指称表达，容易导致英汉法律术语不对等的状况。 　　英汉法律术语翻译不仅承载着法律转换和语言转换同步进行的双重任务，而且涉及不同法律体系下的法律观念与法律价值的转化。针对英汉法律术语非对等性的产生原因进行具体分析，将有利于认清法律翻译中出现的法律概念空缺、文化缺省、翻译损失等问题，更加明确翻译补偿的对象与内容，提高英汉法律术语非对等翻译的可行性与有效性。 　　二、国内外翻译补偿概论 　　翻译补偿理论兴起于20世纪60年代，以翻译损失为存在前提。它是“以目的语手段为主，根据文本类型和翻译目的，对翻译过程中潜在的或发生的损失进行修复或弥补”的理论（夏廷德，2006：68）。从此研究角度出发，翻译补偿理论可划分为三方面，即以“等值”为目标的翻译补偿研究、“语义和文化信息”层面的翻译补偿研究和“交际与功能”层面的翻译补偿研究。 　　实现“等值”是翻译补偿追求的基本目标。翻译补偿由Nida与Faber（1969）在合著的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Translation一书中首次提出并探讨。Nida（1993）的翻译补偿观点建立在功能对等的基础上，提倡“内容第一，形式第二”，努力通过一系列调整措施使译文读者与原文读者获得相同的感受。王恩冕（1988）认为翻译补偿的目的在于实现语义等值，为了更好地发挥其补偿功能，需在充分理解原文具体语义的前提下，通过分析并补足目的语境中原文语义的空缺，努力实现原文和译文语义的对等。区?p（1992）将概念的不可译性原因归结为原文和译文之间的种种差异，主张从功能、语境、文化、历史背景等角度分析原文和译文差异，以克服概念的不可译现象并实现概念的等值补偿。 　　在“语义和文化信息”翻译补偿研究层面，柯平（1991）的翻译补偿理论建立在现代符号学与语言学基础上，认为源语符号和译语符号在指称、语用和言内三个层面的差异导致原文在翻译过程中难免出现意义损失。在特定的语境中，为了保证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