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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读被围困社会 　　【摘要】文章解读鲍曼的《被围困的社会》一书。在书中，鲍曼将现代人类社会分为“全球政治”和“生活政治”两大部分。分析了人类社会当今面临的主要问题，第一，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全球政治的最大问题是民族――国家的力量逐渐衰退；第二，全球化及技术的变化，人类不再有能力理性地控制人类历史发展的方向，未来是失控的；第三，世界上一切都在流动，只有以更快的速度前进，我们才会更加安全，停滞不前就会沉到水底。 　　【关键词】被围困的社会；全球政治；生活政治 　　齐格蒙特?鲍曼（Zygmunt Bauman，1925）是英国著名的社会学家，也是当代西方最著名的研究现代性与后现代性问题的社会学理论家之一， 享有“现代性理论家”和“后现代性预言家”之美誉。[1]从1972年进入利兹华大学到现在，鲍曼仅用英文就出版了20多部著作，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现代性三部曲：《立法者与阐释者》、《现代性与大屠杀》、《现代性与矛盾态度》。鲍曼思想的研究者彼得?贝尔哈兹教授把《后现代伦理学》、《生活在碎片之中》和《后现代及其缺憾》称为鲍曼的后现代性三部曲。[2] 　　在转向21世纪的第一时刻，鲍曼用“流动的现代性”的概念取代了流行的“后现代性”概念，更准确地描述了当代社会的特征。他把先前的现代社会理解为“稳固的现代性”，而把当前的社会状况描述为“流动的现代性”，认为当前社会正在发生着“第二次巨变”。[3]这次巨变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矛盾。第一个矛盾是全球政治的矛盾：一方面是经济全球化进程的急剧加快，另一面则是伴随着民族――国家的衰落，新的全球政治舞台还没有建立之间的矛盾。主权和权力正在脱离区域性的民族――国家，但是它们并没有在一个新的空间内走向制度化。第二个是属于个体层面的生活政治的矛盾：在“流动的现代性”条件下，社会的影响力逐渐减弱，社会不再是一个自我封闭的实体，不再有明确的边界和规范，以至于个体被迫用自身的资源去解决社会问题。个体的解放与“流动性社会”带来的不确定性，使得个体感到焦虑和无能为力。社会生活的深刻转型带来了哪些后果呢？它将为21世纪创造什么样的世界？从全球政治和生活政治这两个方面的矛盾来看，当今社会确实是一个“被围困的社会”。 　　《被围困的社会》主要分为“全球政治”和“生活政治”两大部分。第一部分作者考察了新兴的全球舞台，包括民族――国家、战争、恐怖主义和难民。重点考察期待新兴的全球政治到来的新的“速度――空间”。第二部分论述了生活政治得以进行的背景，包括幸福、电视、消费、苦难和乌托邦。鲍曼指出，我们当今面临的主要问题是，能否找到新的途径把人类差别重新塑造成人类团结。在《被围困的社会》这本著作里，鲍曼致力于总结人类面临的各种挑战，而不是寻求对付这些挑战的手段。因为在鲍曼看来“正确的手段被设计出来之前，我们首先应该知道事物的形状、它的生长土壤、它们孕育的条件。一旦我们这样做，我们应付严重威胁所凭借的手段的落后性就明显地表现了出来，并且，这种落后的手段或许更容易被改进。”[4] 　　一、全球政治 　　在稳固的现代性社会当中，人们可以想象利用人类特有的理性来解决一切问题。作为理性最直接的代言――科学，使得我们的生活变得越来越美好，科学作为我们人类征服自然的有利武器的同时，给我们提供了无比坚强的信心。在人们理性的计算下社会可以很好得到控制，只要按照科学行事，人类生活的前景一定是美好的。明天的天气情况是好是坏，我们只要通过观看电视上天气预报便能知道。虽然社会冲突会不断出现，但不会影响社会的整体进步。太阳明天一定还会升起来！ 　　鲍曼认为20世纪后期正好是应该被称作“第二次巨变”的年代。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社会的发展变化越来越快。一个有着几十年丰富经验的工人第二天就面临着失业的窘况，因为新的机器被制造出来。早上醒来在互联网上发现新的更简单的一套编程已经替代了昨天刚学会的一套计算机编程。这就是流动的现代性，一切都建立在流沙之上，很快消失又很快出现。社会的变化已经超出了我们的想象，因此我们对于明天把握变得更加困难甚至是根本不可能。一切都是流动的，因此一切都是不确定的。处于流动的现代性当中，就像“在薄冰上滑行时，我们的安全取决于我们的速度”。我们必须不断地做出调整来应对不断变化的社会，变化已经成为了必须和自身的目的，维持现状会招致灾难，变化越快我们越安全。 　　这种流动性对于政治而言，眼前的问题比长远的思考和计划更有益，不确定性成为政治抑制的首要根源。在旧的支配模式下，权力关系的双方都清楚地知道，他们注定要长期合作，因为谁也离不开谁。当前的公民危机以及对政治参与能力的不再迷恋，因为有效的行动特别是集体的有效行动，尤其是长期有效集体行动的机构正在消失，而且，人们也无法找到一个明确的方式来复兴或重新培养它们。与此同时，不受控制的全球化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