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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白鹿原关于革命艺术反思 　　 陈忠实在其代表作《白鹿原》的扉页上引用了巴尔扎克的名言：“小说被认为是一个民族的秘史。”显然，作者是以“民族秘史”的标准来构架作品的，而《白鹿原》这部反映上世纪五十年间渭北高原风云变幻的史诗性著作也不负所望地达到了作者的要求。《白鹿原》自出版以来一直都是主流评论家研究和批评的热点，其中讨论其“民族秘史”意义的也不少。但以往的研究往往有意无意地避免将小说中隐藏的“革命叙事”作为研究重点，或专论“文化”、“情感”而将革命作为背景，或仅从一两个革命人物的角度泛泛而谈，笔者认为这是不够全面的。众所周知，二十世纪的中国历史就是一部中华民族的革命史、斗争史，“水深土厚，民风淳朴”的白鹿原当然也不可避免地卷入了革命斗争的洪流中。这部“秘史”数十万字的宏大篇幅是围绕着革命的发展而铺开的，“革命秘史”是“民族秘史”中极其重要的一部分，对其进行宏观的、系统的分析阐释很有必要。 　　 中国当代的革命叙事可追溯到上世纪五十至七十年代的革命历史小说，但这些作品普遍存在着在政治功利的驱动下将革命神圣化、理想化的现象。以《白鹿原》为代表的新历史小说不同于传统革命历史小说的宏大主题和单一叙事，而把视野放得更宽更广，打破了单一的革命叙事而置入了作家的文化审视，因而展现的革命图景不仅更加真实动人，也因文化视野的投现而令人深思。《白鹿原》这部“民族秘史”中的革命叙事不论是在人物和情节的塑造上，还是在对待革命的态度上，都具有反传统、复杂化、多元化的特性，其中流露出的对革命的反思更是难能可贵。革命和文化在这部巨著中相激相荡、互为映现，革命摧古拉朽地冲击着传统文化，传统文化静观默察地审视着革命，革命和文化的这种互为映现的关系使《白鹿原》在切入“民族秘史”的同时，完成了对革命的艺术反思。对于经历了一个世纪的革命来说，无论对革命的反思还是艺术地表现对革命的反思，对于今天的文学创作都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理论意义。而《白鹿原》中的革命叙事正因为浸透了文化的底蕴和人性的光辉才具有了震撼人心的力量。下文将从革命与传统文化、革命与人两方面入手，集中揭示这部作品中表现的“革命反思”，探求“秘史”下的别一重意味。 　　 一.革命与传统文化 　　 白鹿村是“以儒学观念为主导，以封建宗法制为主体”的中国农业文明的缩影，在鹿兆鹏等革命者眼中被视为“最顽固的封建堡垒”。原上的宗族以血缘关系为纽带，以儒家传统、三纲五常为基础形成，白嘉轩既是封建家族族长，也是乡约族规的捍卫者。作者不遗余力地细致描写他翻修祠堂、修补乡约、率众祈雨、惩戒族人的前因后果及具体过程，极力渲染宗族仪式的神圣庄严与族长的恪尽职守，目的就是将族长白嘉轩的德高望重、众望所归与革命中良莠不齐、走马灯般的各类党政机关形成鲜明对比，给人以“铁打的族长，流水的地方官”之感。而宗族仪式的原始和繁琐也增强了这部民间“秘史”的真实性。每当白鹿原经历了一次天灾或人祸，白嘉轩总是挺身而出，将族人聚集到祠堂中来，仿佛是要用强大的宗族力量将族人的心凝聚在一起。此举虽然不一定能解决现实问题，但对安抚民众、稳定人心却有着莫大的作用。不论是残暴旧军阀杨排长、人面兽心的国民党田福贤还是莽撞的农协头领鹿黑娃，他们出于好意或恶意的举措只给白鹿原带来了灾难和伤害，而宗族的力量却能让人们得到片刻心灵的安宁。白嘉轩对原上的斗争并不感兴趣，不论政治立场如何，只要是符合儒家道德观的，他都持褒扬态度，即使对改过自新、回归正统的土匪鹿黑娃也不例外；反之则一律贬斥。他最喜爱的女儿白灵投身国民革命，想用先进的革命理念“冲一冲他那封建脑瓜子”，他在劝导无效后也果断将白灵逐出家门。白灵遇害那晚他坐立不安，冒险在黑天雪地里跑了半夜找朱先生解梦，可见他并非对女儿无情。但是，根植于他脑海中的传统思想使他不能接受女儿参加革命的事实，他狠心逐出白灵的举动向族人宣告了他对革命的态度。 　　 然而，祠堂只能暂时掩盖星星之火却不能阻挡革命的燎原之势，当驻扎在原上的保安团用大征丁大征捐的方式做最后的垂死挣扎时，白嘉轩看到原上一片兵荒马乱的景象，终于也发出了“无力回天”的悲叹。他将未逃的族人召集到祠堂里，宣布“除了大年初一敬奉祖宗之外，任啥事都甭寻孝武也甭寻我了”，这实际上是白嘉轩在世风日下、国将不国的困境下无奈地放弃了他捍卫一生的宗族权力。马克思在《导言》中说道：“当旧制度本身还相信而且也必定相信自己的合理性的时候，它的历史是悲剧性的。当旧制度作为现存的世界制度新生的世界进行斗争的时候，旧制度犯的是世界历史性的错误，而不是个人的错误。因而旧制度的灭亡也是悲剧性的。”白嘉轩是一个悲剧人物，他一生信奉“耕读传家久，诗书济世长”的古训，在处理家族事务上一丝不苟、事无巨细，以严格的族规来要求自己和族人。虽然乡约的内容在今天看来有诸多封建古旧之处，但它作为一项约束族人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