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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直接适用法在我国适用对策 　　摘 要：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国家在其国际私法立法中强化了强行法的规定。而在强行法中有一重要理论即“直接适用的法”。对于什么是“直接适用的法”学者们有着不同的理解与称谓。科学把握“直接适用的法”必须与冲突规范、强行法、国际统一实体私法、公共秩序、意思自治原则等加以区分。我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及其司法解释虽对“直接适用的法”作了规定，但仍存在许多尚待完善之处。 　　关键词：直接适用的法; 强行法;国际统一实体私法;法律适用法 　　中图分类号：D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1502（2015）02-0042-06 　　一、“直接适用的法”的起源 　　上个世纪50年代后期，美国在冲突法学界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革命”。其宗旨是对传统的法律选择方法进行改造，抛弃过去概念论的冲突法体系，把工具主义和功能主义引入到法律选择过程中。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方国家加强了对经济的控制，在私法领域，西方工业化国家的立法者都试图规范经济生活，调整其中各种不平衡的社会关系，在生产、分配、交换、消费各个环节上都有国家干预的介入。在此背景下，法国国际私法学家弗朗西斯卡基斯（Francescakis），于1958年用法文发表了《反致理论与国际私法的体系冲突》一文，首次提出了“直接适用的法”（Loi d′application immédiate）这一概念。[1]自“直接适用的法”诞生以后，不少学者对它做了大量研究。因此，对于“直接适用的法”存在许多不同的看法，有许多问题随之产生，需要研究。 　　随着“直接适用的法”这一名称的出现，引起了许多学者对其进行研究，由此而产生了许多不同的称谓。如克格尔（Kegel）所谓的“专属规范”（Exclusivnormen）、德诺瓦（De Nova）提出的“必须适用的法”（loi d′application nécessaire）、努斯鲍姆（Nussbaum）所说的“空间受调节的规范”（Spatial Conditional Rules）、卡弗斯（Cavers）提出的“立法定位法”（Legislatively Localized Laws）、莫里斯（Morris）讨论的“特殊法律选择条款”（Particular Choice of Law Clauses）等等。[1]（52）虽然这些概念侧重点有所不同，但是大致方向是一致的。在我国首先使用“直接适用的法”这一称谓的是韩德培教授，他后来在其著作《国际私法新论》中以“强制规则”这一名称取代了“直接适用的法”。但是总起来说，称为“直接适用的法”的仍占大多数。基于此，我们也使用了这一公认的称谓。 　　国外最先在立法中规定“直接适用的法”的是1987年《瑞士联邦国际私法》第18、19条，之后1995年的《意大利国际私法制度改革法》第17条、1998年《委内瑞拉国际私法》第10条、1998年《突尼斯国际私法典》第38条、2000年《阿塞拜疆共和国国际私法》第5条、2001年《俄罗斯联邦民法典》第1192条、2001年《立陶宛共和国民法典》第1.11条、2001年《韩国国际私法》第7条、2004年《比利时国际私法典》第20条、2005年《乌克兰国际私法》第14条、2007年《土耳其共和国关于国际私法与国际民事诉讼法的第5718号法令》第6条和第31条、2007年《马其顿共和国关于国际私法的法律》第14条等都对“直接适用的法”作了规定。此外，一些国际条约也有类似规定，如1980年《合同法律适用公约》（《罗马公约Ⅰ》）第7条，美洲国家组织1994年《美洲国家间关于国际合同法律适用的公约》（《墨西哥公约》）第11条、欧盟2007年《关于非合同之债法律适用条例》（《海牙公约》）第17条等。[2] 　　二、“直接适用的法”的基本特征 　　第一，“直接适用的法”具有鲜明的公法特征。它反映了国家主权的要求，对一国的政治、经济、社会都会产生影响。因此，它在公法与私法之中，更加突出其公法的属性。国家为了维护自己的主权以及在国际民商事交往中的重大社会经济利益，便会采取多种手段进行干预，“直接适用的法”的公法特征将逐步加强。 　　第二，“直接适用的法”，顾名思义，可以不经过冲突规范的援引，直接调整国际民商事关系。这是“直接适用的法”的本质属性。有学者认为“直接适用的法”不能被直接适用，仍然需要指引，在此“直接适用的法”不应当作为字面意思理解，它强调的是这种规范不需要通过传统国际私法中倡导的冲突规范的援引，可以直接依照法律自我设定的“适用范围”来调整国际民商事关系。这不仅能够使双方当事人对彼此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有更明确的认识，也是对传统冲突规则的巨大的突破和创新。 　　第三，“直接适用的法”的发展还不够完善和成熟，不能自成一套法律体系，因此它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