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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宋代文体学承前启后地位和意义 　　关键词：宋代文体学；文体学史；文体批评；文体分类；《文选》；真德秀；王应麟；严羽 　　摘 要：宋代文体学介于汉魏六朝和明代两个文体集大成的历史时段中间，在中国古代文体学发展史上占据着承前启后的关键地位，这可以从文体学史、文体分类、文体批评、文体纂述体例等很多方面反映出来。总集鳊纂与文体分类密切相关，宋代四大文章总集中，有三部继承《文选》体例，《文章正宗》虽也以《文选》为参照系，但另开门径，创立了真氏四分法。这种文体分类方法不但在理论上普遍为人们所认可，在实践中也影响深远，历宋元明清不乏效彷者。宋代文体学的最大贡献是其文体纂述体例上的承上启下，这主要表现在类书中“文部”的纂述体例上，而宋代发达的文体批评则成为古代辨体理论的先声。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9―4474(2010)06―0057―05 　　 　　宋代文学在中国文学史上处于承上启下的关键地位，这尤其体现在文体学的盛衰升降过程中。闻一多《文学的历史动向》说：“中国文学史的路线南宋起便转向了，从此以后是小说戏剧的时代。”王水照先生也指出：“宋代文学正处于由‘雅’向‘俗’的倾斜、转变时期，在整个文体盛衰升降过程中，处于一个承前启后的阶段。”可以看出，两位学者的视角和着眼点是相同的，都从宋代文体盛衰升降，即小说、戏剧、词等文体形态的兴起及其对传统诗文的强烈冲击的角度来看宋代文体学承前启后的地位，而我们知道，文体学作为一门学科体系，包含诸如文体学史、文体理论批评、文体分类、文体纂述体例等极为丰富的内容。宋代文体学也一样，其承上启下的地位和意义是从文体学体系中诸多方面反映出来的。 　　 　　一 　　 　　近年来，中国古代文体学已逐渐成为学术界研究的热点之一，而六朝和明代作为中国古代文体学的两个“集大成”时代，理所当然地成了学者瞩目的焦点。而宋代正处于两个文体集大成的历史时段中间，无论是在中国古代文体学史还是文体学批评史上，其承上启下的链条作用都是显而易见的。 　　我们先从文体学发展史的角度、从当今学术界研究冷热不均的现状，来看宋代文体学研究的必要性及其意义和价值。在汉魏六朝，继汉蔡邕《独断》、《铭论》，魏曹丕《典论，论文》，晋陆机《文赋》，晋挚虞《文章流别论》等文体论著之后，南朝梁钟嵘《诗品》和萧统《文选》的文体学成就引入注目，而刘勰《文心雕龙》则成为中国古代文体论的总集大成之作。罗根泽云：“到了明代又有了文体论的总集大成之作，就是吴讷的《文章辨体》和徐师曾的《文体明辨》。”此外，明许学夷的《诗源辨体》、贺复征的《文章辨体汇选》以及胡应麟的《诗薮》等论著的文体学贡献也为历代学人所称道。正因如此，汉魏六朝和明代文体学成为了当下的学术增长点之一，据粗略统计，单论著和博士论文就有于雪棠《先秦两汉文体研究》、杨东林《汉魏六朝文体论与文体观念的演变》、唐磊《汉晋文体变迁及其机制考察》、李长徽《(文心雕龙)文体论研究》、李士彪《魏晋南北朝文体学》、贾奋然《六朝文体批评研究》、傅刚《昭明文选研究》、黄金明《汉魏晋南北朝诔碑文研究》、邓新跃《明代前中期诗学辨体理论研究》、陈志扬《清代中后期文体学研究》、简劲松《胡应麟(诗薮辨体论》等十几部，可以说成果丰硕，而发表在高水平学术期刊上的单篇论文则更多。 　　与汉魏六朝和明代两个高峰时代相比，宋代的文体学研究明显要薄弱得多。据笔者所见，仅有史伟《南宋的诗歌辨体理论》、谷曙光《宋代文体学研究》等数部博士后报告和博士论文，颇显冷清寂寥。也有学者在一些文学理论批评史著作及分体文学史著作中对宋代文体学作了简要论述，但大多是在某个论题下对宋代文体有所涉及，专门研究并不多。鉴于此，对宋代文体学进行全面而集中的研究便显得非常必要，其学术研究空间很大，值得深入开掘。只有这样，才能使中国古代文体学的研究有一个更清晰的史的发展脉络，研究才能更完整、更系统。 　　接下来我们再看宋代文体批评在中国古代文体批评史上的重要地位。宋代文体批评发达，虽没有像《文心雕龙》那样系统的文体理论著作，但诸如王安石、张戒、倪思等“文章以体制为先”的辨体言论以及诗文之辨、诗词之辨等文学思潮，则成为中国古代辨体理论的先声。如： 　　荆公评文章，常先体制而后文之工拙。盖尝观苏子瞻《醉白堂记》，戏曰：“文词虽极工，然不是《醉白堂记》，乃是《韩白优劣论》耳。” 　　论诗文当以文体为先，警策为后。(张戒《岁寒堂诗话》) 　　文章以体制为先，精工次之。失其体制，虽浮声切响，抽黄对白，极其精工，不可谓之文矣。(倪思《经姐堂杂志》) 　　其后，祝尧、吴讷、徐师曾、贺复征、许学夷等人的辨体著作才逐渐多了起来，这显然都深受宋人辨体风气的影响。如元祝尧《古赋辨体》云：“王荆公评文章，尝先体制，观苏子瞻《醉白堂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