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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宋代音乐文化管理时代特征 　　摘要：宋代商品经济迅猛发展，市民阶层迅速崛起，音乐文化俗体化、大众化趋向显著，音乐文化管理在音乐文化递兴嬗变的背景下而体现出独迈汉唐、自成一体的时代特征。宋代社会经济的发展和文化生活的变迁为音乐文化管理的变革提供了绝佳的历史机遇，也成为我们当前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的经验积累和历史镜鉴。 　　关键词：宋代；音乐文化管理；时代特征；当下意义 　　中图分类号：J60－0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1－862X(2010)06－0170－06 　　 　　“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年之演进，造极于两宋之世”。宋代是中国文化发展史上的黄金时代，同时也表现出与汉唐气象热烈开放、恢宏张扬迥然有别的一种内敛沉郁、幽远细邃的文化格调。宫廷音乐的典制化、文人词乐的商品化、市民音乐的主流化是宋代音乐文化最为鲜明的时代特色。此时的音乐文化管理，也在音乐文化递兴嬗变的背景下而体现出独迈汉唐、自成一体的时代特征。 　　 　　一、教坊的变迁――宋代宫廷音乐管理体制 　　 　　宋代宫廷音乐机构屡有兴废，沿革不定，其宫廷音乐管理体制初沿唐制，至南宋则为之改弦更张。究其实质乃是吾国音乐文化雅俗分流格局之影响，音乐文化发展中心由隋唐时期的宫廷内府转向两宋时期的市井民间。宋代作为音乐文化的转捩点，一反宫廷对音乐艺术的溺宠和垄断，生机盎然的世俗音乐鲜活地呈现于广大市民面前，这必然促进音乐管理体制的深层次变革，两宋时期频繁的雅乐改制和宫廷音乐管理机构的不断创设裁并便是这种现象的现实反映。 　　宋代宫廷音乐管理主要有太乐、鼓吹、教坊、钧容直、大晟府、云韶部、东西班乐等组成，以教坊为主要管理机构。其发展沿革大致可分为四个阶段：北宋初至元丰改制前为各种音乐机构建没发展时期；元丰改制至崇宁间受变法思潮影响，音乐管理也屡有更迭，同时雅乐改制活动也渐趋高潮；崇宁间至南宋绍兴末则南于政局的巨大变化而使音乐管理机构的设置上出现一系列连锁反应，如大晟府的设立与裁撤，教坊及钧容直因经费不足而省罢。南宋孝宗以后宫廷音乐管理机构仅存太乐、鼓吹、教乐所等，实际已是名存实亡，惨淡经营而已。宫廷音乐管理机构的历次变迁及其管理职能的转变，正是宋代音乐商业化、专业化、世俗化等时代特征的真实写照。 　　北宋立国之后即设立教坊，初隶宣徽院，后改隶太常，仿唐制分为宴乐、清乐、散乐和坐立诸部： 　　教坊，自唐武德以来，置署在禁门内。开元后，其人??多，凡祭祀、大朝会则用太常雅乐，岁时宴享则用教坊诸部乐。前代有宴乐、清乐、散乐，本隶太常，后稍归教坊，有立、坐二部。宋初循旧制，置教坊，凡四部。隋唐时期宫廷音乐中繁盛的“七部乐”、“九部乐”、“十部乐”，至此仅存四部，规模缩减一半以上。这自然是由于五代以降逐年战乱，礼乐沦缺。故宋初教坊乐人也是在统一过程中从各地割据政权中搜括而来，如平荆南得乐工32人，平西川(后蜀)得139人，平江南(南唐)得16人，平太原(北汉)得19人，藩臣所贡83人，太宗藩邸旧有71人，“由是四方执艺之精者皆在籍中”，临时拼凑起一支来自五湖四海，操着南腔北调的宫廷乐队。 　　北宋教坊制度较唐代也有质的飞跃。唐代教坊原从太常寺中分出独立，北宋前期教坊隶属宣徽院，“教坊本隶宣徽院，有使、副使、判官、都色长、色长、高班、大小都知。天圣五年，以内侍二人为钤辖。嘉?v中，诏乐工每色额止二人，教头止三人，有阙即填”。可见北宋前期的教坊也如唐制，是内廷机构，唐教坊使由中官充任，北宋教坊则由内侍钤辖，至高宗建炎二年始废。元丰改制后，“官制行，以隶太常寺”。熙宁九年，罢宣徽院而教坊无主，遂以教坊改隶太常，由内廷机构一变而为政府机关，其性质与管理职能均有重大改变。北宋教坊管理人员虽然不是科举取士，“皆是杂流命官”，属于非国家招考的行政事业编制。北宋教坊沿革相对于南宋变化不大，除在政府机构改革中原有行政隶属关系有所变化之外，徽宗时期大晟府设立，使原本掌于太常的礼乐分开，音乐活动由大晟府分管，教坊也暂由大晟府职掌。这样，大晟府所制雅乐也令教坊阅习，一改唐代教坊只管理俗乐的传统。不过据杨荫浏等音乐史家的考证，北宋大晟乐名虽“雅乐”，实则与当时流行的民间音乐一般无二，故马端临在《文献通考》中将其列入“俗乐部”。大晟府之设立，仅为概念炒作。教坊的音乐演出与管理职能仍无本质变化。 　　除教坊外，宋代统治者在立朝不久即新设“云韶部”，是一个独立的内廷音乐演艺机构，其乐人多来自宦官中的擅长乐艺者，其职能则是组织、教习、调集和演出各类宫廷燕乐(俗乐)。此种措置不仅使教坊机构的乐人得以充实，其演出范围也能借宦官内臣之便而得以拓宽。云韶部的创设也对后世宫廷音乐机构的变迁产生深远影响，如明代之钟鼓司，即承其制而来。宋代云韶部之沿革，略见《宋史?乐志》云： 　　云韶部者，黄门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