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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住房政策与社会融合――国外经验与启示 　　摘要：由于认识到市场机制所造成的居住分异对社会和谐极为不利，很多国家都将促进社会融合作为住房政策的基本内容和重要目标，并且逐步通过混合居住策略来抑制居住分异和社会隔离，取得了明显的成效。但中国当前的住房政策尚未将促进社会融合作为目标之一，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不同阶层的居住分异、空间区隔和社会隔离。有鉴于此，中国应尽快借鉴并实施切合中国国情的“社区混合居住”模式，使不同阶层之间实现功能互补、互惠共生，以此提升城市社会发展的和谐度。 　　关键词：住房政策； 居住分异； 混合居住； 社会融合 　　中图分类号：C913.31 文献标志码：Ａ 　　 　　社会融合是指不同阶层、种族和文化背景的社会成员相互依存、利益协调与友善共处的良性状态。社会融合是社会和谐的必要条件和重要基础，几乎是任何社会孜孜追求的目标。然而，在市场机制的作用下，以异质性为主要特征的城市社会，居住分异作为一种在物理空间上显性化的社会分化和社会隔离形态，在城市社会的出现具有其必然性和普遍性，但同时也是城市实现社会融合的突出障碍。因此，通过住房政策的调节，抑制城市社会不同阶层的居住分异和空间区隔，促进社会融合，是许多国家共同的选择。随着我国城市住房商品化体制的逐步确立，以居住分异为特征的社会隔离在大城市日益突出，而目前中国各地政府尚未将促进社会融合作为住房政策的目标，这一目标的缺失在很大程度上强化了城市的居住分异和社会隔离。借鉴国际经验，尽快调整住房政策，促进社会融合，对于中国的城市和谐发展而言，意义重大。 　　 　　一、居住分异与混合居住理论 　　 　　居住分异是指不同的社会群体在城市的不同空间区位形成了同质性人口（一般以阶层或种族为标志）高度集聚的居住区。居住分异首先是城市空间资源的稀缺性与社会阶层分化或种族差异相结合的产物。在级差地租的价格杠杆作用下，不同的社会群体，逐步被定位于城市的不同空间区位。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居住分异几乎出现在每个城市、特别是大城市。一般而言，主流社会阶层和优势的社会群体，由于对空间资源的竞争能力和支付能力较强，会逐步占据城市中较好的空间区位，而社会中的弱势群体则由于竞争力不足必然被挤压到城市中较差的空间区位。居住分异突出表现为富裕阶层、少数种族和贫困人群分别占据了城市的特定空间，并且形成了具有一定规模、特征明显的聚居区。其中，尤其是少数种族在城市特定空间上的集聚和居住隔离，成为许多国家普遍面临的问题。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美国由于福利性公屋(public housing)的普遍存在，更加剧了少数种族尤其是黑人的聚居，波士顿、克里夫兰、底特律、北宾州等地的公屋区成为贫困黑人的聚居地；同时，斯德哥尔摩的北部和南部成为希腊裔移民和土耳其裔移民的聚居地；维也纳的土耳其人和斯拉夫人占据了城市的破败地区[1]。 　　除了市场经济内在的价格杠杆作用所导致的居住分异，人们还发现，政府的住房政策，如果目标和机制设计不当，往往会推波助澜地加剧居住分异。20世纪50和60年代，西方国家为了解决广大城市低收入家庭的住房问题，同时为了拆除工业化和城市化快速发展时期在城市留下的大量贫民窟，政府多采取集中建造公共住房①并提供给城市低收入家庭的措施，但这样的住房政策不仅没有消除贫民窟，相反，公共住房集中的城市区域演变为更大规模的贫民区，居住分异的负面影响被显著地强化和扩大。其结果是政府花费巨额资金，换来的仅仅贫民窟搬家。美国、加拿大等国的住房政策、特别是公共住房政策都曾经因此遭到激烈的批评而发生转向。 　　对于居住分异的影响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有不同的认识。从社会网络理论出发，少数族裔在空间上的聚居被认为对其聚居人口的发展是有利的，主要是文化的同源性使他们能够便利地形成有力的社会支持网，在信息交流、生活互助、就业甚至是创业方面获得有力的支持，特别是许多国家的唐人街，往往成为华人新移民寻求帮助的首选。 　　但总体上看，高度的居住分异给社会带来的负面影响是更为明显的，特别是社会弱势群体在空间上的聚居与隔离，始终被认为是城市社会的突出问题。社会弱势群体由于自身经济能力和社会地位的低下，在特定空间聚居之后，造成其所在的城市区域购买力差、税基薄弱、财政匮乏，从而演变为该区域的整体性衰败。与主流社会群体的空间区隔和社会隔离，造成贫困聚居区（贫民区）居民在就业信息和就业机会的获得方面极为不利，失业成为顽症，贫困越陷越深，犯罪伴随贫困不断滋生。并且，由于邻里效应（居住区的特征对于居民态度和行为的影响）的作用，贫民区会形成与主流社会不相容的价值观和行为规范，这些偏离社会主流的价值和规范将极大地影响其居民[2]。久而久之，这些区域将遭受更多的社会排斥，并会逐步被主流社会所抛弃。扭曲的价值观、恶劣的经济状况和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