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邓小平对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运用和发展.docVIP

论邓小平对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运用和发展 　　[摘 要] 进入新时期以后，邓小平对时代主题做出科学判断，根据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战略需要，继承和坚持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本思想，并对其作了新的运用和阐发，指导我国对外关系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这些运用和阐发主要包括：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处理国与国之间关系的最好的方式；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同所有国家建立和发展关系；“一国两制”“共同开发”是和平共处的新方式；以新型党际关系促进国家之间和平共处；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建立国际新秩序的准则。 　　[关键词] 邓小平；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国际新秩序；新型国际关系；新型党际关系 　　[中图分类号] D82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8129（2016）11-0048-12 　　“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20世纪50年代初由中国首先提出并和印度、缅甸共同倡导的对外关系基本原则。进入新时期以后，邓小平基于对世界形势的科学分析，确认“和平与发展”已经成为时代主题[1]，并根据这一判断和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战略需要，在许多方面对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进行了新的阐发，极大地丰富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内涵，为发扬光大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推进中国对外关系的发展作出了历史性贡献。 　　一、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处理国与国之间关系的最好方式 　　和平共处的思想是由列宁首先提出的。十月革命胜利后，他根据新的革命论和革命不能输出论，预见到社会制度不同的国家将不可避免地长期共存共处，从而提出了社会主义国家可以同不同社会制度国家和平共处的思想。但限于当时的国际形势，只有少数国家响应，列宁也未来得及将和平共处思想具体化。战后，一批国家从殖民主义统治下解放出来，他们迫切希望按照联合国宪章建立主权平等的国际关系。特别是中国周边的印度、缅甸、锡兰（今斯里兰卡）、巴基斯坦等新独立的民族主义国家，虽然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不同于中国，但都愿意突破美国对华禁运政策，与中国开展贸易、发展关系。在此背景下，中国将和平共处思想具体化为五项原则，并首先将其作为中国、印度、缅甸三国间处理相互关系的准则。20世纪50年代中期，鉴于苏联的大国主义政策导致波兰、匈牙利事件，毛泽东提出在社会主义国家间也应实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中国政府在1956年11月1日发表的声明中指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应该成为世界各国建立和发展相互关系的准则，社会主义国家的相互关系就更应该建立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20世纪60年代，大批亚非国家走上民族独立道路。这些国家长期遭受西方殖民者侵略和压迫，有着相似的历史命运，又都面临着巩固民族独立、发展民族经济的共同任务，都需要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 　　因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在广大发展中国家处理国家关系中得到了较好应用，适用范围几乎扩展到所有发展中国家。20世纪70年代，国际形势的新变化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应用和发展提供了新契机。中国不仅把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处理社会制度不同和相同国家之间的关系的准则，而且也作为处理同推行霸权主义政策的超级大国的关系的准则。中国先后与美国和日本、英国、荷兰、联邦德国、澳大利亚等国实现关系正常化或建交，在双方签订的和平友好条约或发表的联合声明中，都强调“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建立两国间持久的和平友好关系”。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冷战结束和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新科技革命的迅猛发展，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更在全世界范围内得到广泛的认同和应用。国际关系的实践表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处理国与国之间关系的最好方式。正如邓小平所说：“处理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最好的方式。其他方式如‘大家庭’方式，‘集团政治’方式，‘势力范围’方式，都会带来矛盾，激化国际局势。”并且，“这五项原则非常明确，干净利落，清清楚楚”。因此，“我们应当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指导国际关系的准则。我们向国际社会推荐这些原则来指导国际关系”[2] 96，283。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非常明确，干净利落，清清楚楚”地概括了国际法的最主要、最核心的原则，使之成为一个具有严密的内在逻辑而密不可分的统一整体。它首先确定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点――国家主权原则及其重要组成部分的领土完整，这是以主权原则为核心调整国家间相互关系的基本原则。主权原则作为核心和根本依据，决定并引申出其他四项原则：“互不侵犯”――在国际关系中不得以武力或武力威胁以及其他任何借口侵犯他国。这是与主权所要求的自卫权相呼应的。“互不干涉内政”――不得以任何形式直接或间接地干涉他国属于主权范围的事项。这是由主权所体现的独立权所规定的。“平等互利”――大小国家一律平等，并在此基础上实现互利。国家间只有讲平等，才能谈得上互利；只有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