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读虹影孔雀叫喊中生态女性主义叙事.docVIP

解读虹影孔雀叫喊中生态女性主义叙事 　　虹影的中国经验多表现为袒露中国与对话穿梭，她常将一些中国符号进行铺排，在重塑中国“神话”的同时也糅杂进一种异质文化的冲撞与对话。在这些可解与不可解的对话之间，有着一种文本的裂隙与历史的重构。本文从生态女性主义视角出发，解读《孔雀的叫喊》中叙事人所表现出的生态保护意识，并批判了破坏自然与女性的男权文化。 　　饶?M子在《海外华文文学的中国意识》一文中对虹影的创作做出了如是评价：“我们必须要面对越来越多的无关中国意识的海外作家，如近年来相当活跃的虹影，她的作品几乎看不出一点海外的痕迹，她追求的是一种世界性的风格。”无疑，这段话将海外华裔作家作品中的中国/世界、本土/世界经验割裂，说明文学创作在抹去本土化、在地化的痕迹时，有可能通向一种更为广阔的世界性眼光――即世界文学的书写面向。虹影属于这类作家，她的经验既以中国本位的本土女性化话语为书写基础，更重要的是融入了一种世界性的眼光，代表了一种海外的视野及书写实践成果。 　　“无关中国意识”表明虹影在创作时并非将自己的视野局限于国家、民族、自我的一种小范围书写视域，而是以中国经验、中国场景为一种现实的镜片，通向一种世界文学的书写可能。“世界文学”这一概念最早源于歌德《塔索》的法译本，这一能指如今已经变成了比较文学学科研究的话语基础，随着时间的流逝，它也发生了诸多的变异。从学科语汇释义的角度看，世界文学既指林立于世界文学史上的那些经典传世之作，且经过了时间的考验，在艺术价值上得到了批评家和文学史家的肯定，在世界各国已经家喻户晓，如《人间喜剧》《傲慢与偏见》《源氏物语》《百年孤独》等；它又指以世界主义为视角，观照本民族文学的研究，在这种双向互动的过程中产生一种跨文化阅读的效果。从创作经验与作品主题上看，虹影更符合第二种世界文学的概念。她的作品谱系具有两条线索：其一，书写个人经验，袒露自己家庭的故事，将自己成长过程中的体验付诸于文字表征。如《饥饿的女儿》《好儿女花》《小小姑娘》等。其二，谱写与自己个人身份无关的故事，将古旧、近代的中国展现给世界，同时也表现出一种异质文化之间的对话，如《上海王》《上海之死》《孔雀的叫喊》《阿难》等。因此，何谓“世界性”、如何“世界”、怎样“文学”，也就变为解读虹影非“自叙传”小说的一个有效视度。 　　在第二创作序列中，虹影的中国经验多表现为袒露中国与对话穿梭。她常将一些中国符号进行铺排，在重塑中国“神话”的同时也糅杂进一种异质文化的冲撞与对话。在这些可解与不可解的对话之间，有着一种文本的裂隙与历史的重构。中国、历史、记忆和现实在此谱系中都变为了世界。也就是说，虹影笔下的中国是与世界密不可分的，中国的就是世界的，民族的也是世界的，这回答了比较文学学科建制过程中对世界文学合法性的疑问：世界文学的研究是否以民族文学之间的关系为比较视阈产生作用的话语基础？ 　　在葛浩文所翻译的《饥饿的女儿》英译本中，他将该部作品的题目译为the daughter of the river――大河之女。葛氏的翻译揭开了虹影在这部作品的潜文本中所要表达的含义：“多余人”六六不仅是母亲和生父所生的女儿，生于重庆的她更强调自己的本土身份，除了家庭之外，她更是南方的女人、重庆的女儿。她的书写不仅表现了身为女性自身的一种性别、家庭、社会境遇，更重要的是要以小见大――她写的是重庆，这也是虹影的小说为何在大陆发表当年能够得到家乡人民“力挺”的一个重要原因：她的经验不只是个人的，更属于群体。同样，在描写三峡故事的《孔雀的叫喊》中，虹影也做出了这样的表示： 　　从1992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决议建三峡大坝起，我的心就?]法平息。我是长江的女儿，我是三峡的女儿。我一直有个愿望，想写一本关于三峡的书。这是我心口上的事，我“利益切身”的事。 　　在书写完《饥饿的女儿》后，她扩大了自己的创作视野，不仅要表现个人经验，更要书写国家经验，在中国的社会语境中家国同构。在此，她是“三峡”的女儿，所以《孔雀的叫喊》所要表现出的世界眼光是将二十世纪中国的国家重大政策――三峡大坝的建立――呈献给世界，表现出一个华裔女作家在书写中国经验时所具备的一种宏大视野与人文关怀。 　　无论是重庆的朝天门码头（《饥饿的女儿》《好儿女花》），还是三峡大坝以及贫民棚户区（《孔雀的叫喊》），虹影的创作都离不开“水”――即长江。长江/大河/水作为一种原型出现在《孔雀的叫喊》中，本身便承载了一种文化、人文情韵。“原先的原型是一些零碎的、不完整的文化意象，是投射在意识屏幕上的散乱的印象，这些意象构成信息模式，既不十分模糊，又不完全统一。原型就是一个象征，通常是一个意象，它常常在文学中出现，并被辨认出作为一个人的整个文学经验的一个组成部分。”以长江为典型代表的河流意象，在这部作品中不仅是作为一个创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