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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美好工作转喻与隐喻话语模式 　　英国文学评论家伯纳德?伯冈兹在评论戴维?洛奇创作的独特性时说：“在英国文学史上，诗人和批评家兼于一身者很多，而集小说家与批评家于一身者却寥寥无几，除了亨利?詹姆斯、弗吉尼亚?沃尔夫、E?M?福斯特之外，就是洛奇了。”[1] 伯纳德?伯冈兹对洛奇的评价揭示了洛奇在当代英国文坛的独特地位：在文学界，他是著名的小说家，被称为“校园小说”的代表；在学术界，他是著名的教授和批评家，曾在伯明翰大学英语系任教近三十年，并一直担任英国皇家文学会会员，被认为是具有理论思辩的天才。洛奇自己也曾说：“因为我本人是个学院派批评家……我是个自觉意识很强的小说家。在我创作时，我对自己文本的要求，与我在批评其他作家的文本时所提的要求完全相同……”[2] 他还曾提到：“身为学院派批评家和对小说有着特殊兴趣的文学老师，会不可避免地对叙述技巧等方面的问题有自觉意识，而且我深信这对我是很大的帮助。我当然也认为我创作小说的经历使我的批评受益匪浅。”[3] 洛奇反复提到的“自觉意识”指的是他在创作过程中会有意地部分或全部遵守、打破或违反他所了然于胸的与小说相关的创作原则。将自己所熟知的小说创作观念运用于创作实践，他的作品必然在很大程度上能够反映他的创作理念。换言之，他的理论有助于读者理解他的文学作品，他的文学作品也有助于读者理解他的理论。正如西格尔所说，“如果你窘于承认不知道你的文学朋友们正谈的一个流行的称作解构主义的理论……他的新作或许就是钥匙。”[4] 有鉴于此，本文拟结合洛奇对转喻和隐喻两种话语的相关阐述，以其校园小说之一《美好的工作》为分析文本，探讨这两种话语在情节上的表现及其对整体意义和主题强化的观照。 　　 　　转喻与隐喻的现代语言学意义 　　 　　虽然对隐喻和转喻的修辞学研究可以追溯至亚里士多德的《诗学》和《修辞学》，但从现代结构主义语言学角度对隐喻和转喻作为话语现象进行研究却迟至现代主义时期。俄国形式主义理论代表之一Zirmunskij在1928年提出了“隐喻和转喻是区分浪漫和古典风格的主要标记”的论断。罗曼?雅各布森在1927年和1934年“大胆地提出了语言艺术中的转喻式变化”。韦勒克和沃伦在1948年也间接地提到了雅克布森的观点：转喻和隐喻可能是两种诗学结构的特点――转喻是按照相近原则构成联想、在单一话语世界移动的诗学；隐喻是按照相似原则构成联想并与多重世界相连的诗学。雅克布森在1953年发表的《语言的两个方面以及两种失语症状》中虽然较之前更为系统地阐述了转喻与隐喻理论，但对转喻轴和隐喻轴这一核心区别的论述似乎只是对失语症研究结果的思考，而他在1958年印第安纳语言文体会议上的发言《语言学与诗学》的结束语中重新提及这一区分，强调了他早期阐述中“以转喻写作模式为代价从而偏袒隐喻写作模式”的观念。 　　戴维?洛奇结合雅克布森的理论观念，在《现代写作模式》（1979）和《运用结构主义》（1981）中指出并拓展性地阐释了雅氏的标新立异之处在于提出隐喻和转喻是一组二项对立的概念：隐喻是在纵聚合轴上按照相似性的原则进行选择与组合；转喻是在横组合轴上按照相近性的原则进行选择与组合。按照洛奇的分析，转喻还应该是按照连续的原则不合逻辑地进行删除和压缩，这种删除和压缩的不合逻辑性使转喻话语也具有自身的艺术独特性，从而矫正了雅氏对隐喻话语的偏袒。由于词语之间的意义要么是按相似的关系连接，要么是因时空上的相近而延续在一起，可以说隐喻和转喻反映了两种基本的语言表达方式。转喻模式表现为“在单一的连续的话语世界移动而产生联想”的艺术形式；隐喻模式表现为“联系多重世界而产生联想”的艺术形式。[5]在洛奇看来，“浪漫主义和象征主义文学是隐喻式的，而现实主义文学是转喻式的。”[6]他还在《现代派、反现代派与后现代派》这篇文章中，对近百年来英国现代主义文学进行了提纲挈领的归类，提出了反映英国现代文学发展的钟摆说，即现代派与反现代派（现实主义）文学在现代英国文学中交替主宰的演变规律。他在文中借助于俄罗斯形式主义美学观点，从文学内部探索了创作风格更迭的原因，并从人类表达思想的两种方式――隐喻和转喻模式入手，指出了隐喻和转喻的区别不仅能说明文学史上存在着这种循环规律，还能说明创新总是在某种意义上回到它所否定的风格之前的那种风格上去，因为，“如果雅克布森是对的话，那么一篇文章除了这两种写法之外，就再也没有别的可能了。”[7] 洛奇据此学说，指出文学具有“转喻型”和“隐喻型”这两种基本形式：前者的达意方式与转喻相似，依赖的是小说语言的所指之间的所谓相邻关系，即人、物或事件之间的时间、空间和因果关系，后者的达意方式与隐喻相似，依赖的是小说语言的能指之间或所指之间的相似关系，即承载文学意义的意象、动机、语言特征、事件等的有机重复。如此详尽繁复的阐述足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