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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耻文化向度与价值呈现 　　摘要： 　　“耻”是人类认识自己的重要范畴和重要方式。在古今中外不同的文化向度里，耻的哲学建构方式和价值存在方式、伦理约束方式不尽相同。耻在儒家那里不仅被建构为人之本体性存在之伦理性情（内部世界），而且贯穿于整个社会生活的全部，它将意义世界（内部世界）与生活世界（外部世界）联结了起来，体现一种“内外”相通的伦理精神。而在西方罪感文化视界里，“耻”之自我评价方式深深地打上了宗教的烙印，“耻”之存在价值纠缠于人、生物、神与人自身的身体等复杂关系中，以神秘的“身体――心理”的经验描述方式将其伦理价值阐述为“人之生存方式”。在西方宪政文明里，耻经历了身份伦理到理性契约伦理的转换，成为对“制度正义的自我支持的道德态度”，以适合政治自由主义的需要。当前中国的社会无耻现状，应从“耻”的文化向度与价值呈现方式上寻找原因，并从“点睛”（社会主义制度）、“荣辱的初始条件”（市场、货币、资本）与“文化传统”（中国传统耻感文化）之间寻找张力和契合点，重建既符合现代市场经济的实际，又符合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社会主义荣辱观。 　　关键词：耻感；儒家文化；罪感文化；宪政文化；价值呈现 　　中图分类号：B22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 1004-7387（2014）01-0083-08 　　人永远需要“认识自己”。人只有在不断认识外部世界的同时，自觉地认识自己并“超越”欲望等达到“理想的存在”，才能更加彰显主体（人）的存在价值。由于文化――心理的多样性，人类认识自我的方式与认识自我的价值阐释形式也就各具特色。“耻”作为自我评价活动中认识自我的重要范畴与重要方式，在相异的文化向度里，以各自独特的认识方式、哲学建构方式、和伦理价值阐释形式彰显主体（人）的存在价值。 　　一、作为“人之生存方式”之“耻” 　　在西方的罪感文化视界里，“耻”之自我评价方式深深地打上了宗教的烙印，“耻”之存在价值纠缠于人、生物、神与人自身的身体等复杂关系中。正因如此，西方学者舍勒从情感现象学这一独特视角对“耻”作了专门的论述，在区分人、动物与神的过程中，确证“耻”为人（类）身上的独特价值：“羞感之‘所在’是人的生存方式”。[1]他认为耻之美在于：它使人通过克服其“存在秩序”的方式抑制其欲望，而达到“本质秩序”这一“理想”的存在。而由“存在秩序”回归“本质秩序”的过程就是“现象学的身体还原”。因此，舍勒致力于从身体现象学的角度阐述“耻作为人的本体性存在方式”的独特价值。 　　其一，舍勒从人的存在本体论角度来阐释“耻”的价值。与儒家思想存在某种相似，舍勒也主要采用生活感知和心灵体验等经验性的描述构建其理论基点。所不同的是，儒家把“耻”这一人的本体性存在与动物的兽性存在进行对比考察，而舍勒把“耻”这一人的存在本体放置在人、生物、神（宗教）的等级秩序中。因此，在舍勒看来，羞感不仅是人区别于动物生命本能的特有的精神存在，是人区别于动物的根本标志之一；而且是人与神（上帝）的根本分野。因此，一方面舍勒认为：“神和动物不会害羞。羞感所在是精神超动物性的活动，区别于动物生命本能和生命感觉在人身上发现的。”[2]因为，“动物的许多感觉与人类相同，譬如畏、恐惧、厌恶甚至虚荣心，但是迄今为止的所有观察都证明，它似乎缺乏害羞和对羞感的特定表达。”[3]另一方面舍勒认为：“人在世界生物的宏伟的梯形建构中的独特地位和位置，即他在上帝与动物之间的位置，如此鲜明和直接地表现在羞感之中。”[4]因为，“如果想象有某位‘害羞的上帝’，简直荒谬绝伦。”[5]为了确证这一理念，舍勒花了大量的篇幅来描述人的穿衣蔽体、女性的害羞行为、人的性害羞行为等与动物类似行为的本质区别。 　　其次，舍勒从“身体――位格”现象学角度来阐释“耻”作为人之为人的独有的主体意识和主体自由能力。在舍勒看来，一切意识或精神活动包括思维、观察、意愿、爱均以“位格（person）”的形式存在着，以“位格”方式存在的意识或精神有价值秩序高低之分。并且每一具体的意识或精神形式都以“价值秩序冲突”的矛盾方式存在和彰显出来，而“价值秩序冲突”总是联结于一定的“身体反映与身体需求”。“位格”的存在表明，动物和人的意识有价值秩序高低之分，因此某些高级的意识、精神、情感如“羞耻”就成为人的独有的本体性存在方式。 　　在观察诸多害羞与羞耻的表现形式的基础上，舍勒认为“耻”产生于“本质秩序”与“存在秩序”之“价值高位”与“价值低位”的冲突，即在“人的精神个体的意义和要求与人的身体需求之间的不平衡和不和谐”[6]。人（类）须通过克服其“存在秩序”的方式抑制其欲望，而达到“本质秩序”这一“理想的存在”。因为人如果屈服于“存在秩序”（不当的身体欲求）就容易“从某一高度（‘本质秩序’）堕落”[7]。即，“缺少‘耻’标识之精神，人不但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