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教授治学在高职院校新一轮发展中意义.docVIP

论教授治学在高职院校新一轮发展中意义 　　摘要： “教授治学”对当前高职院校的新一轮发展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发挥教授委员会在专业建设、课程建设、教学评估、职称评定方面的作用，可以有效地提升高职院校内涵建设水平。 　　关键词： 高职院校 教授治学 内涵建设 　　《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第三十九条规定：“国家举办的高等学校实行中国共产党高等学校基层委员会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以法律的形式确立了我国公办高等院校的领导机制，同时在第四十二条规定：“高等学校设立学术委员会，审议学科、专业的设置，教学、科学研究计划方案，评定教学、科学研究成果等有关学术事项。”对高等学校的学术权力主体进行了规定，这也就是我们现在高度认同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大学制度——“党委领导，行政负责，教授治学，民主管理”——的法律依据。2000年5月，东北师范大学按学院、学科组成教授委员会，开始试行“教授委员会集体决策基础上的院长(系主任)负责制”［1］以来，全国许多知名高校进行了大学管理制度和机制的改革，“教授治学”逐渐成为我国高等学校管理的基本原则之一被接受，但值得注意的是，积极致力于“教授治学”建设的主要是本科大学和研究性大学——至少舆论关注的热点是这些学校，对于高职院校实施这种制度则关注不多。是不是高职院校因为其层次和类型的关系，“教授治学”的地位没有如此重要呢？我以为并不是如此。我国的高等职业教育，从上世纪末开始步入快速发展期，经过十余年的发展，高等职业教育的规模有了历史性的飞跃，并为中国大学教育大众化做出了重要贡献。当前在以规范性为核心的第一次全国高职高专人才培养水平评估结束后，高等职业教育进入了内涵建设的新阶段。我以为，在新的一轮以内涵建设为重点的高等职业教育发展新阶段，充分发挥“教授治学”的作用，对高职院校提升内涵，为我国高等职业教育的真正大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 　　实际上，当前由于高职院校在“教授治学”方面的关注和建设力度不够，已出现了不少问题，并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高职院校的发展。这些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学术委员会和相关类似的学术组织行政色彩浓厚，使“教授治学”的作用不能得到充分发挥。 　　当前，高职院校基本都设立了职称评审委员会和学术委员会，在形式上确立了学术的相对独立地位。不过，我们仔细考察其成员背景，就不难发现其中的问题：很多学校的职称评审委员会、学术委员会，甚至学报编委会的成员主要由各教学单位和职能部门的相关负责人组成，使行政机构和学术机构重叠，在中国这样一个官本位传统历史悠久的文化氛围中，这样的一种学术机构，很容易使为数不多的几个纯学术成员成为点缀，其结果就是行政力量压倒性地影响了学术权力，使学术权威不能得到充分体现，“教授治学”也不可能得到真正的体现。 　　（二）教授委员会的机构不健全，保障机制不完善。 　　目前在研究性大学和本科大学，在院系二级单位，设立教授委员会，已比较普遍，但在高职院校，则十分少见，这就使得“教授治学”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操作平台。因为高职院校通常有二十几个专业，而学校层面的教授委员会人数有限，除了在审议学校层面的重大决策外，很少能参与专业建设层面的问题。即使在一些建立了院系二级教授委员会的高职院校，其作用也是很有限的，原因在于相应的机制还不完善，院系二级教授委员会，甚至学校层面的教授委员会也是形式意义大于实质意义，故此，通过制度来保证教授委员会成为真正的学术权威，主导学术性工作，是当前非常紧迫的任务。 　　（三）教授委员会在专业建设、课程建设、教学评估、职称评审等学术性活动中的作用没有得到充分的发挥。 　　审议专业设置、教学、科研计划，进行专业建设是“教授治学”的重要体现，但由于当前高职院校一般只设有学校层面的学术委员会，而没有设立院系层面的教授会，这就使得高职院校在实施“教授治学”方面大打折扣。正如有的论者指出的：“学院是学术人员最为集中、学术活动最为频繁的基层学术组织，因而是教授行使学术权力最适宜的场所。”［2］院系是高职院校实施“教授治学”的关键环节，而院系层面教授会的缺席，自然使“教授治学”失去了重要基础。学校层面的学术委员会主要负责审议专业设置、学校重大决策的审议，由于其人员有限，很难胜任具体到专业教学计划、课程建设、教师教学水平评估、职称评审等相关问题。在这种情况下，没有设立院系层面的教授会或者虽设立而其作用没有得到发挥，就会使对专业教学计划、课程设置和建设的学术监督出现真空，对教师教学效果的评价要么由行政领导主导，要么流于形式的民主而失去其真义。实际上，当前许多高职院校专业教学计划的制订、课程的设置主要由教研室主任负责，然后报院系和学校教务处审定，专业教研室的其他教授在此方面的影响是很有限的。由于不少高职院校是由中等职业学校合并、升格而成的，人才较为缺乏，一些高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