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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全球化背景下组织模式变革 　　 摘 要：我们正处在全球化、后工业化进程中，这是人类历史上的一场深刻的社会变革运动，作为人类集体行动基本形式的组织，也正处在变革之中。20世纪后期以来，人类进入了风险社会，危机事件的频发无论在国际还是国内，都正以恐怖主义这一典型的“非典型”反人类罪行的方式呈现出来。人类现在所要面对的是不同于传统的非常规问题，必须以新的组织形式去应对这些问题。我们从实践中也确实看到，官僚制组织正在失去既往的魅力，显得行动迟缓，不能适应这样一个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的社会。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构想了一种全新的人类集体行动模式――合作制组织。这一新的组织形式将以其灵活性而在应对各种各样的危机事件中表现出优势。 　　关键词：全球化;组织模式;变革;恐怖主义;合作制组织 　　中图分类号：D5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7168（2015）01-0030-07 　　近代社会在工业化、城市化方面所取得的成果是多方面的，其中社会组织化程度的不断提高就是工业文明的一项重大成就。在某种意义上，工业社会是一个充分实现了组织化的社会，不仅社会化的大生产是建立在组织的基础上，而且广泛的市场活动、政治活动和社会治理活动，都是依据组织开展的。可以说，人们一切目标的达成，都几乎需要通过组织的途径，更不用说人的一切社会生活都是借助于组织展开的。无论是政治的领域还是经济的领域，组织无所不在。离开了组织，人的任何一项活动都无法开展，人的任何目标都无法实现。即便是个人生活，也需要借助于组织去获得生活资料，通过组织去诠释生活的基本内容，表现出对组织的高度依赖。但在近代社会组织化的过程中建构起来的所有组织都是一种协作系统，是以官僚制组织形式出现的。尽管组织有着多样的表现形式，但作为协作系统的性质基本上是一致的，组织间的差别仅仅体现在协作的科学化、技术化程度上，或者说，不同的组织仅仅在形式合理性的程度上存在着差别，在差异巨大的具体的组织背后，都隐藏着官僚制组织模型。 　　然而，在全球化、后工业化进程中，作为协作系统的组织遇到了“协作失灵”的问题，这意味着人类赖以开展社会活动的组织正在面临着根本性的变革压力。从人类社会的发展看，任何一种社会现象的产生都是与特定的历史条件联系在一起的，随着历史条件的变化，要么面临着消失的命运，要么在形式上和性质上通过一场根本性的变革而获得新生。组织亦如此。作为协作系统的组织是与工业社会联系在一起的，这一组织形式需要被提升或改造成合作系统――合作制组织。 　　一、全球化对集体行动的新要求 　　 在宏观视野中，当民族国家主权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后，尽管它在一个很长的时期内依然会成为专业的政治活动家们用以支持自己活动的资源，普通民众却开始把利益的增减作为其关注的重心了。比如，当巴黎的零售业出现萎缩迹象时，迎来了中国的购物团，有些人因此而欣喜若狂。然而，也有这样一种可能：随着中国购物人数的增长，作为这一地区市民必需品的奶粉变得货源紧张，从而对当地的消费者形成了压力，引发了某种紧张。这些问题看似与主权扯不上边，但都是因为主权的淡化而引发的新现象。换言之，民族国家之所以具有一定的封闭性，是因为维护主权的需要而采取了封闭的措施。然而，当人们的关注重心从主权转向了经济利益，就会主动地开门迎客，希望更多的客人带来经济利益的增长。当然，在经济利益的增长中也产生了负面的影响，却没有理由因为这些负面的影响而关门歇业，重新把客人拒之门外。更不应当把此类事情提升到主权的争论和思考中去，而要围绕着利益的得失去谋求对策。所以，全球化中不断增长的人的流动，所造成的实质性的影响就是对国家主权的消解。一个事实已经呈现出来：“伴随着经济、军事和文化自我管理很快变成了过去的事情，并日益成为想象或空洞的假说，国家倾向于退化为一个扩大的和受尊敬的警察管区。它被期望执行的功能就是维持当地的法律和秩序，并因此防止这片土地变成流动资本的‘禁区’。”[1]（p.63）如果购买奶粉是法律所允许的，警察也就没有权力去控制，政府更不应当因为此事而大惊小怪。对于政府而言，当市场中一时出现了某种物品的匮乏或货源紧缺，这是一个需要通过市场手段去解决的问题，而不是滥用权力的理由。 　　 全球化、后工业化意味着集体行动的方式正在发生变化，不仅组织框架而且规范集体行动的因素，都正在发生变化。我们看到，不仅在农业社会而且在工业社会，惯例亦发挥着重要的规范作用，惯例构成了一种支配模式，“这种支配模式为寻找系统矛盾的个体解决方案创造了条件 　　”[1]（p.53），因而使社会治理的成本得到了节约。或者说，社会治理活动如果能够有效地利用惯例而不是破坏惯例的话，可以花较小的力气而达成较优的治理效果。然而，在全球化、后工业化时代，情况发生了变化。“情况现在突然改变了，进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