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直接言词原则最优价值及其实现.docVIP

论直接言词原则最优价值及其实现 　　摘 要： 我国诉讼制度改革过程中不同程度地吸收和借鉴了直接言词原则的优良因素，但受国情的影响，直接言词原则在我国三大诉讼法中仍未全面确立。如何正确看待直接言词原则在我国法治建设中的价值以及如何在中国司法语境下实现它的价值，成为我国新的历史时期法治建设的重要命题。在我国引入直接言辞原则后的司法实践中，存在四种异化表现。针对异化问题，采用最优价值评估方法对直接言词原则的价值进行分析，指出其最优价值为个案公正价值，对直接言词原则制度内容分析，可明确直接言辞原则与我国诉讼实践的差距。应通过法律制度完善与司法努力两个路径来实现直接言词原则的最优价值。 　　关键词： 审判； 直接言词原则； 最优价值 　　中图分类号： D915.16 文献标识码： A DOI：10.13411/j.cnki.sxsx.2016.02.024 　　一、问题：中国传统司法对直接言辞原则的排斥 　　（一）引入直接言词原则的目的 　　直接言词原则是人类社会法治发展过程中对于正义与良法美制不懈追求的产物。无论是大陆法系国家，还是英美法系国家，亦无论何种类诉讼，法庭审理采用的普遍且主要的方式就是直接言辞审理。以至于世界上诸如中国等现代法治发展的不断完善国家也引入该原则改革本国诉讼庭审方式。 　　法庭审判的基本目的是查明事实、准确裁判，而查明事实是准确裁判的基础。直接言词原则的确立为法庭查明案件事实提供了公开的、平等的、可信的审理方式，也使得法庭裁判更为当事人信服、更为社会接纳、更大可能地接近事实真相实现法律公正。直接言词原则的制度设计主要为了防止法官预断的产生，建立起法官与证据直接联系的机制。通过这种机制为诉讼双方提供了言辞询问、当庭质证等当面质询的机会从而发现矛盾之处，为实体公正打下基础。直接言词原则下法官可以对原本呈现于书面的言词证据通过当事人、证人当面言词表述加以确认，使得法官可以接触到更为原始的、未加工的言词类证据素材；直接言词原则下法官还可以对物证、书证、勘验笔录、侦查实验笔录、电子数据等实物证据的形成及收集过程要求相关人员到庭进行当面言词审查和问询，增强了对非言词证据可靠性的审查与判断。直接言词原则强调法官须对案件审理全过程了如指掌，不得忽略或懈怠；只有书面材料，其内容不得作为案件裁判根据；审判程序之外获取的所有证据材料均不得作为裁判依据；书证的复印件只具有较小的证据价值等。以上可以视为我国引入直接言辞原则的目的。 　　（二）西方直接言词原则在中国司法实践中的异化 　　直接言词原则原本是根植于西方社会水土中的一项司法原则或审判方式，这一横贯西方两大法系的普适原则在中国的司法实践中到底表现如何呢？ 　　学界通说认为，我国引入直接言词原则始于1996年修订的《刑事诉讼法》，2012年修订的《刑事诉讼法》与《民事诉讼法》进一步贯彻与完善了这一原则，虽然两部诉讼法及相关司法解释都没有关于直接言词原则的明文规定，但是透过相关法条可以隐约看到直接言词原则的基本精神。这些法条的增加足以体现我国在法治建设过程中对于良法美制的急切需求与期待，但是立法上的体现并没有在司法实践中确立直接言词原则在诉讼中的基础地位，相反，由于司法传统、配套制度与植根土壤的差异较大，使得直接言词原则在我国司法实践中异化趋势严重。其异化表现为： 　　1. 难以突破的传统“案卷中心主义”审理模式，使得直接言词原则徒有其表。我国诉讼立法引入直接言词原则后的审判模式被整合为一种混合审判模式，它既大量保留了我国传统的制度因素，又吸收了当事人主义、现代职权主义等西方诉讼制度的要素。[1]但是在这三大因素中，传统的制度因素仍然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在刑事诉讼中庭前案卷移送制度至今仍对刑事审判产生根深蒂固的影响，多数刑事法官在开庭前通过案卷便对案件形成了预判，即便这种预判是多项的、难以定夺的，刑事法官也会通过庭前请示上级的方式形成定论。导致开庭审理的形式化与剧场化，直接言词原则在某种意义上成为了法官审判工作的负担。 　　2. 法官与证据之间难以清除层层障碍。直接言词原则制度设计的目的是帮助法官直接接触证据，发现矛盾之处。但中国的传统文化、群众的法制观念、义务观念导致在司法实践中，无论是刑事诉讼还是民事诉讼证人的出庭率畸低，根本无法进行真正意义上的交叉询问，当事人难以当面质询证人、法官难以与证人直接接触。另外，因为配套制度缺失或出于诉讼效率等因素的考量，在庭审中，对于鉴定结论、被害人陈述等其他言词证据，物证、书证、勘验笔录等实物证据也往往因为鉴定人、被害人、勘验人、侦查人员的不出庭而无法进行当面言词质询，难以帮助法官直观地形成正确心证。 　　3. “审者不判，判者不审”情况依然存在。根据直接言词原则的要求，法官必须亲自参与审判活动的全过程，通过对庭审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