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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读21世纪中国―东盟非传统安全合作及对云南影响 　　 摘 要：进入21世纪，非传统安全[1] ①带来的威胁日益增加。非传统安全的挑战比传统安全（军事安全）的挑战具有更大的跨国性的特点。加强区域合作是应对此类问题的重要手段。中国―东盟由于特殊的地缘因素，都认识到了在非传统安全方面进行合作的重要性，并取得了一系列的进展。云南作为中国―东盟及整个东南亚连接的第一线，势必深受影响。 　　 关键词：非传统安全合作；东盟；全球化 　　 中图分类号：F7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1）33-0172-02 　　 　　 冷战的结束使得各国所面临的外部威胁消失。各国开始把注意力转向国内，转向非军事领域的方方面面。随着全球化的到来以及冲击，在冷战背景下被遮掩的许多非传统安全问题日渐突出。伴随着国家间交往的日益加深，各国在经济、金融、贸易、投资、信息等方面的相互依存和互动，使得国家的敏感性与脆弱性都比以前大大增强，变得比以前更容易受到冲击。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中国―东盟开始并不断加强了在非传统安全方面的合作，以更好地应对双方所面临的诸如禁毒、反恐、武器走私、环境污染等威胁源问题。云南地处中国西南部，连接着国内的西南地区，而又在东、中、西三面连接东南亚、南亚，是国家西部大开发的一部分。中国―东盟在非传统安全方面的合作，势必对云南――这一具有特殊区位的省份产生不容忽视的影响。 　　 一、合作缘由及进展 　　 （一）合作的缘由 　　 当今世界非传统安全的危害性不断上升，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相互交织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非传统安全具有“跨国性”扩散蔓延的特征，绝大多数非传统安全威胁不仅仅是一个国家独自面临的问题，而是在一个国家受到安全压力的同时，对其他国家也构成了不同程度的威胁，甚至波及到整个地区或演变成全球性的问题。比如，恐怖主义、走私贩毒、经济危机等都多多少少带有跨国性，给各国造成了巨大的灾难。非传统安全领域的各种问题还具有相互影响的特点，某一方面的安全问题可能引发其他方面的安全问题，从而使其造成的影响和危害呈逐步放大的效应。另外，非传统安全问题的突发性强、变化快、流动性大，在经济全球化不断发展，世界人口快速大量流动的条件下，有些安全隐患一旦出现蔓延之势，控制的难度和风险就迅速增大。非传统安全的这些特点使得国家间、地区间乃至全球都不得不重视在非传统安全领域的合作。中国―东盟均为非传统安全威胁的受害者（如亚洲金融危机、贩毒、SARS、禽流感、甲型H1N1等）。 　　 亚洲金融危机后，东盟的经济发展被迫停滞下来，接受外国投资设立出口据点型企业的东亚国家，正从东盟国家向中国转移。面对现状，东盟国家对中国的危机感日益增强[2]。而随着东盟经济的恢复，东盟各国日渐认识到东盟国家与中国的经济关系不是单纯的竞争关系。正如马来西亚国际贸工部副部长拿都斯里郭沫镇所说：“中国不能仅仅被视为东盟的竞争者，而更应被视作东盟的一个具有巨大国内市场和较廉价、熟练及非熟练劳动力的潜在市场。”[3]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中国―东盟在非传统安全方面的合作，是抵制大国借非传统安全之口，如恐怖主义、毒品、环境问题等来插足本地区的事务，并借机扩大在本地区的影响的需要。拿反恐来说，“9?11”之后，恐怖主义的国际性日渐显现，“美国发动与国际恐怖主义的斗争并不仅仅局限在中东和中亚，东南亚也是美国密切关注的地区之一”[4]。用布什的话来说，“东南亚是反恐的第二阵线”。美国借反恐之名重返东南亚地区，加强了军事存在。美国海空军进入和使用东南亚国家更多的军事基地，美军与东南亚国家经常举行双边和多边的军事演习以及协助东南亚国家进行反恐战争等，加强在亚太地区的主导地位。美国“重返东南亚”虽然有助于打击恐怖主义，但将使东南亚地区的政治形势更加错综复杂，增加了美国军事干预其他亚太事务的可能性。中国也将可能陷入美国所构筑的半月形包围圈之中。这一半月形包围圈的形成与发展，必将使中国的周边环境走向恶化，这对中国的改革开放、现代化建设都将带来巨大的负面影响。 　　 （二）合作的进展 　　 中国―东盟围绕着非传统安全合作进行了一系列的尝试，取得了显著的进展。中国―东盟在非传统安全领域的实质性合作在某种程度上是源于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的强烈冲击。1997年底，东盟与中、日、韩领导人在吉隆坡启动了“10+3”合作。非传统安全问题的急剧增加以及地区合作的紧迫性，使得中国―东盟在非传统安全问题的解决方面不断走到一起。 　　 “9?11”事件后，非传统安全问题更是引起了双方的注意。中国―东盟更加注意本地区出现的贩毒、非法移民、海盗、恐怖主义、洗钱、国际经济犯罪等非传统安全问题。2001年举行了中国、老挝、缅甸和泰国四国禁毒合作部长会议，并发表了《北京宣言》。同年1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