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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释学实践转向及其价值意蕴 　　摘要:解释学在伽达默尔等的推动下向实践解释学转向,对人文科学各个领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解释学的实践转向有其历史和逻辑必然性,与时代科技发展、文化发展的影响紧密相关,具有鲜明的时代和文化特征。实践解释学统摄了理解的主客体,从而消解了解释中主客体的对立,实现了解释学的变革,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与现实意义。 　　关键词:解释学; 实践转向; 现代西方哲学 　　中图分类号:B5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0544(2009)07-0046-03 　　 　　 　　引言 　　 　　解释学是一门已有数千年历史的古老的学科,最初是指对各种文献的注疏解释,施莱尔马赫把它改造后引入哲学。狄尔泰系统研究和阐发了解释学思想,使解释学真正成为哲学的基本方法和理论,为哲学解释学奠定了基础。海德格尔将解释学进一步存在论化,它无关正确解释,而只关系此在自身可能性的展开。领会不是认识论的操作,而是我们生存的基本方式。领会体现了我们能存在,领会是我们筹划意义,筹划我们存在方式的过程。海德格尔的解释学构成了伽达默尔哲学解释学的起点。伽达默尔认为,解释学基本上不是一个人文科学方法论的问题,不是主体认识客体的主观意识活动,而是人类基本的存在活动,所以,理解文本和解释文本不仅是科学深为关切的事情,而且也显然属于人类的整个世界经验。从根本上说,将解释学当作实践哲学,是伽达默尔哲学思想的实质之所在,由此说明解释学不再是关于某一事物的理解方法的理论,而是成为对一切科学而言的基础性的东西。伽达默尔将现代解释学的提出看作是西方实践哲学发展的一种产物。伽达默尔将解释学作为实践哲学,其根本的哲学思考在于,在科学化时代,重新在哲学解释学基础上赋予近代已被片面化的理性这一概念以全面的涵义,指出理性不仅指科技理性、工具理性,而且更重要的是指与人的存在活动直接相关的实践理性、道德理性、社会理性即存在理性。因此,现代解释学的首要任务是确定这种理性方式的合法性并指导科学实践。 　　 　　一、 从解释学到实践解释学的转向 　　 　　源于传统释义学和现象学的解释学以研究对事物意义的理解和解释为主要目标,是近二三十年来日渐受到西方哲学界关注的一种新的哲学思潮。解释学以研究对意义的理解和解释为主要目标,涉及了当代西方哲学许多重大问题。更有哲学家认为解释学既是一门哲学,在某种意义上又可说是一门新的边缘学科和一门跨学科的研究方法,它为人文科学各学科的研究开辟了新的途径和天地,受到了人们的普遍关注,因此,有人认为它也许是西方哲学的出路所在,对人文科学各个领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解释学渊源于古希腊时期的释义学,释义学当初的基本意思是解释,当时主要是指解释和批评荷马及其他诗人,后来又发展出两种最初形态:文献学和神学释义学,后者也解释艺术作品和法律体系。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推动了上述两种释义学的发展,并使它们统一为作为正确理解技术的释义学,也即一种狭义上的文本解释的方法论。真正把释义学引入哲学领域的是德国哲学家施莱尔马赫和狄尔泰。在施莱尔马赫看来,释义学理论包括语法解释和心理解释两部分,前者处理的是作者语言特点,后者则主要是研究心理活动是如何从作者生活的整体中产生的。可以说是施莱尔马赫第一次从哲学角度把释义学理论系统化,使之不仅具有方法论的意义,而且也成了一种认识论,为解释学的出现和发展奠定了前提基础。 　　狄尔泰把释义学改造成精神科学的基本方法和基础,让它面对人类的历史存在,让它不仅成为精神科学的方法论,而且也成为一般历史存在的理论,这样极大地拓宽了释义学研究的领域,提供了释义学作为一种哲学的可能性,因此狄尔泰被称为“解释学之父”。狄尔泰认为:“人文科学研究要用‘理解’来代替自然科学的因果解说方法,通过移情的重新体验去弄清行动者的行为。”[1]他认为,要解释的不仅是人所创造的表达经验的各种东西,而且具体的历史世界和作为整体的实在也是一个有待解释的文本,从而使解释学成了一种人文科学普遍的方法论。 　　然而,施莱尔马赫和狄尔泰都只是把解释学当做哲学与人文科学的纯粹方法论来看待,这种立场为后来的哲学解释学所坚决反对。上世纪六、七十年代,随着海德格尔、伽达默尔、利科等现代西方哲学大师对解释学的重新挖掘和创造性的改造,解释学逐渐向新的方向转变和发展,成为现代西方哲学中的一支重要流派。 　　海德格尔把现象学引进解释学领域,使解释学经历了一次根本性的转折。海德格尔认为存在的意义必须以自身的方式展示出来,因此研究存在表象必须有与之相适应的方法,即解释学的现象学。解释学的现象学的出发点是存在得以通过其得到揭示的那个存在者。在海德格尔看来理解是一种存在模式,他的解释学就是要哲学地阐明理解的本体论结论。这种阐明同时也是对存在的意义的现象学描述,让存在(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