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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讯笔录可采性问题研究 　　[摘要]警讯笔录的可采性问题是理论界和实务界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在考察中国司法实务景况后，对警讯笔录采纳标准进行了深入分析，一方面，澄清了学术界的一些认识误区；另一方面，指出警讯笔录具有可采性的基础是任意性(也称自愿性)。然后，对警讯笔录可采性的保障机制和审查机制进行了制度建构，提出了完善路径。 　　[关键词]警讯笔录；证据能力；任意性标准；侦查讯问程序；警察人文精神 　　[中图分类号]DF7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769(2009)06－0075－05 　　 　　一、问题的提出 　　 　　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辩解(通常称之为口供)是我国刑事诉讼中法定七种证据种类之一。作为一种独立的证据形式，它包括有罪的供述和无罪、罪轻或免除处罚的辩解这两个部分。从刑事诉讼的阶段性角度，口供可严格区分为犯罪嫌疑人口供和被告人口供，这种区分是十分必要的。就犯罪嫌疑人的口供而言，在侦查程序中，一方面，主要通过警讯笔录的形式加以固定保存；另一方面，基于查明犯罪事实真相的动机，侦查人员更重视的是获取有罪供述，而有关无罪、罪轻或免除处罚的辩解经常被侦查人员所忽略，并且这种有罪供述绝大多数都是在犯罪嫌疑人失去人身自由或者人身自由被限制的情况下，在封闭的条件下获得的。因此，这导致犯罪嫌疑人的口供在司法实践中异化为有罪供述这一单纯形态，检控方提交给法庭作为控诉证据的警讯笔录只能是关于犯罪事实的有罪供述。 　　自1996年新刑事诉讼法实施后，随着刑事审判方式的改革，在庭审中，被告人改变庭审前有罪供述有增多的现象，在国外司法实践中并不严重的被告人翻供的现象在我国司法实践中却凸显出来。据实证研究结果表明，被告人当庭改变庭前有罪供述的比例达50％以上，提出翻供的原因主要是侦查人员的刑讯逼供问题。目前，法庭对此问题的处理大体上分两种情况：其一是置之不理，直接拒绝。这一方面是因为刑讯逼供往往很难得到证实；另一方面，有人担心这会转移庭审主题，并且在旁听群众面前会损坏司法机关的形象。其二是受理申请。法庭受理后，通常采取三种方法来调查警讯笔录中记录的被告人庭前有罪供述是否是刑讯逼供所致：第一种是法官或公诉人通常以“谁主张，谁举证”要求被告承担举证责任，其结果是被告人支吾一阵举不出证据而公诉人声称被告人认罪态度不老实，建议法官在量刑的时候从重处罚等情况。第二种是法庭自行调查。比如在刘涌案中，二审法院为调查刑讯逼供问题，向看押被告人的武警战士、负责侦查的公安人员进行了调查，作出了“不能从根本上排除刑讯逼供的可能性”的判定。这实质上以一种模糊的表达方式回避了对刑讯逼供的裁判问题。第三种是法庭要求公诉方对此进行调查，并就刑讯逼供的问题给予说明。其结果是在实践从来中没有侦查人员承认刑讯逼供的。因此，有关被告人基于刑讯逼供理由当庭改变庭前有罪供述的问题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以被告方的申请被驳回，法院采纳了警讯笔录而告“解决”。 　　笔者始终有一种困惑：被告人翻供也是在行使法律赋予的辩护权，通过刑讯逼供所获得的被告人庭前有罪供述为什么不能被排除。问题的结症在于：尽管我国刑事诉讼法第43条及其相关的司法解释明确规定了非法取得被告人庭前供述不能作为定案的依据，但是由于对其证据能力没有做任何资格方面的限制和障碍，以至于在司法实践中，对于记录被告人庭前供述的警讯笔录检察官都可以直接提交到法庭。正如有的学者所言，刑事诉讼法对非法证据的证据能力采取回避的态度，是一种对“未然”的非法方法收集证据的警示和提防，但对“已然”的非法方法收集的证据如何处理未明示予以排除或采纳。为此，关于警讯笔录的可采性，即证据能力或证据资格问题不仅是实践中亟待解决的问题，而且在证据理论研究中需要理性的思考。 　　 　　二、警讯笔录具有可采性的标准：真实性抑或任意性 　　 　　在理论界，关于警讯笔录的可采性，主要有两种不同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警讯笔录记录的犯罪嫌疑人有罪供述经法庭证据调查后是真实的，就具有可采性，此为真实性标准；另一种观点认为，被告人庭前有罪供述完全出于自愿，形成于内心的意志，即具有任意性的标准才可采，此为任意性标准。这两种观点孰是孰非，下面笔者将作深入的剖析与评价。 　　 　　(一)真实性标准 　　真实性标准强调的是警讯笔录记录的被告人庭前有罪供述要与案件的客观真实相符。仔细研究，此标准有明显的缺陷：其一，真实性标准违背了刑事诉讼的目的与价值。真实性标准把发现案件的实体真实作为刑事诉讼唯一的价值目标，并在实现这一目标过程中程序的独立性价值被忽视，侦查人员违法的讯问方法被忽略，体现了“重实体、轻程序”的观念。其二，更为重要的是，真实性的标准与警讯笔录的证明力密切相关，而与可采性问题无关。事实上，判断一个证据是否真实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