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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当下中国文艺理论研究方法论重构 　　摘要：20世纪90年代以来，伴随着西方不断涌现出的新观点、新理论、新思潮的影响，作为“文艺学”和“美学”这些特定理论学科的研究者逐渐陷入一种空前的“困境”之中。如对文学理论研究对象理解的模糊，文学理论自身对新出现的文学体裁、文学现象解释能力的弱化，文学理论研究遭到了以“文化研究”为代表的新的研究范式的冲击与挑战等。理论“标新”意识的盛行、文本“解构”情绪的张扬以及主体“超我”关怀的下降都不同程度地加剧了文学理论自身的“困境”。因此，在当下形势中重构文学理论研究的方法论便成为必然之举。只有在坚持“综合创新”的辩证原则下，探讨文学理论自身的转型问题，通过理论研究者与大众接受群体的双边努力，才有可能使文学理论走出“困境”，走向科学的发展道路。 　　关键词：文学理论；困境；自身转型；综合创新；双边出路 　　中图分类号：I0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0751(2009)－0221－05 　　 　　20世纪90年代以来，伴随着对西方文论新观点、新理论、新思潮的引进，我国的“文艺学”和“美学”这些特定理论学科的研究者逐渐陷入一种空前的“困境”之中。相对于过去一味地强调建构、阐释、解构、批判等刻意标新立异的工作，文艺学和美学留给当下研究者的任务则更多的为反思与重建所取代。 　　 　　一 　　 　　概括地讲，文学理论在当下的“困境”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对“文学理论研究对象”理解的模糊 　　研究一门学科首先要明了的是该学科的研究对象。研究对象的性质不仅将决定采用何种研究方法，而且更重要的，它决定该学科整个理论体系的建构。一个学科的研究对象是维系此学科存在和发展意义的现实保证，一个没有对象或对象不明的学科是很难促进自身的持续发展的。而当下文学理论的研究却不自觉地陷入这种忧虑之中。简单地将“文学”或“文本”作为对此问题的回答已显得苍白无力。而国内现行的各种版本的文学理论教材在处理这一问题时都显得避重就轻，包容取之。在当下，对于此问题大致有保守和激进两种倾向。前者力守文艺学研究传统的界限，仍将文学理论研究的对象定位在文学文本之上，即将文艺学理解为以文本为中心的涵盖创作、接受等文学活动的“文学学”，如一些学者所提出的坚持“原本意义上的文学”，这是对文学超功利价值和自主自律性的肯定。而后者则受当代西方文艺学发展形势的影响，强调将广义的艺术与大众文化的研究纳入视域之内，进而把文学理论的边界扩至极限，将“人情练达”、“世事洞明”尽纳入文学理论的研究对象。此派学者多以一种对文学进行“祛魅”的关怀将日常生活、经济消费等揽入对象，在文学与商业、审美与功利、距离与参与等对立因素的杂交混合中赋予文艺学以新的时代内涵。这两种观点在相持中互有论争，而面对由此基础上所产生的文学理论的一些基本问题，比如文学本体问题、文学学科属性问题和文学研究方法的问题，则因文学理论对象的问题被“悬置”而无从解答。这是“文艺学”作为学科的失衡还是进步，仍尚难定论，但也预示出文学理论研究方法论上的游离与失驭，在一定程度上为理论学科的健康发展构成了方法论层面上的“困境”。 　　 　　2、文学理论对新的文学现象解释能力弱化 　　解释功能是文学理论的一个重要功能，意在解释基于某个特定时代、民族、地域基础上所产生的文学作品和文学现象。解释功能在传统文学理论的语境中似乎是无所不能、无所不及的。古今中外任何文学作品和文学现象几乎都可以置于文学理论的坐标中予以评价确定。在中国，自古以来就有“诗言志”、“诗缘情”等观点，在评价具体文本时，还有“风骨”、“滋味”等相关范畴。在西方，尤其在进入20世纪以来，随着各种方法论思潮的层出迭起，一些新的概念范畴不断出现在文学理论研究的视野之中，如俄国形式主义所强调的“文学性”、“陌生化”，英美新批评派的“含混”、“反讽”、“隐喻”等概念以及诸如“浪漫主义”、“现实主义”，乃至进入后现代语境之中的“新历史主义”、“后殖民主义”等的界定与阐述，都意在对特定时代、特定民族、特定心理的特定文学(乃至文化)现象作出格局上的规划。而在当卞，一些新的文本形式和文学现象不断充斥文学的空间，文学理论因。其解释的功能和意义越来越弱化、隐化而不断受到质疑。比如写作的私人化问题以及时下流行的身体写作、网络小说、手机文学等，如果以传统文学理论解读的术语去“细读”或分析，显然是行不通的。新的文本形式和文学现象逐渐产生一些新的解读上的词汇，如“身体解读”、“新笔记体”等。但这些新词汇很难作为资源以促进文学接受的良性发展，这种众声喧哗式的热闹无疑掩盖着深层模式的贫困，多种声部的拼合显得极不协调，在整体上呈现出一种热闹下的“无语”。面对这些难以涉入的新型“文本范式”，文学理论传统的解读经典的方法则显得无能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