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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谢有顺文学批评意义 　　关于文学批评，伏尔泰曾有一个十分有趣的说法：它曾是第十个缪斯，原本和其他九位姐妹一样年轻漂亮，可不幸的是，她老得很快，不经意间就变成了一个易怒、讨厌的老太婆，因此总受到九位姐妹的嘲笑与奚落。伏尔泰这番亦庄亦谐的比喻尤其适合中国当下的文学批评。在人们的心目中，原本充满活力的批评不知何时只留下了僵硬的知识外壳，敏锐的鉴赏力与创造的热情不幸地湮没在一大堆令人望而却步的概念术语之中。在看似热闹实则乏味的批评领域，被前辈或同辈惊呼为“奇迹”、“天才”的青年批评家谢有顺能够脱颖而出，自成一家，并非由于他学识的渊博或是学理的谨严，而在于他以自己的禀赋洞悉了批评返老还童的奥秘――内在的创造热情。他豪不掩饰自己对那种冷漠的技术分析的不满，热切地呼吁批评中主体的心灵体温、生命体验与价值信念。“真正的批评应该在有效地阐释作品的同时，也能有效地阐释自我，以致二者之间能达成美学和存在上的双重和解。”[1]这是他独特的批评观。 　　细细考察谢有顺的批评观，我们发现，对存在的追问，正是他区别于其他批评家的最显著标志，它既是谢有顺文学批评的出发点，也是他创造激情的源头。与一般批评家不同，谢有顺最初从事批评的冲动不在于欣赏、鉴别、比较或是整理，而是与他对自身存在、人之存在的兴趣密切相关的。“人年老的时候或不要到年老的时候，他知道一切都要过去，……我这个‘有’将变成‘无有’，死是一件不能拒绝的事实，我这个‘存有’要面对‘无有’，而‘无有’是什么我不知道，这是一个永远不能解答的自我消灭问题，成了人存在的最大威胁。”[2]与其说这是他对格非《欲望的旗帜》的解读，不如说他吐露的更多的是对自身存在的焦虑。在人的生存际遇中，一旦撞上了这种最根本的焦虑，他从此便无法像从前那样无知但坦然地活下去了，他必须要去寻找一种方式、一个通道，缓解、释放或是对抗这种焦虑。几乎所有的艺术都由此产生，文学批评当然也不例外。所以，谢有顺选择的批评从一开始就不是一门学问，而是一种写作，一种从我的当下在此、我的独一无二出发的写作，一种梦想能“给一部作品、一本书、一个句子、一种思想带来生命的写作”。从90年代初开始从事批评至今他始终坚持的立场就是：艺术所要呈现的是“无论如何与我相关的事物”（蒂利希语）。所以，他一眼就看出了我们这个时代批评的真正困境在于批评家失去了对自身心灵遭遇的敏感，失去了对自身存在处境的敏感与警惕；所以，他大声呼吁：写作要回到存在，只有从存在出发，才可能恢复写作的尊严、人的尊严。 　　这种不同寻常的觉悟，使他不仅准确的找到了批评老朽的病因，也一并找到了当下文学景气或不景气的原因，还有作家创作或成或败的缘由。这本是结在一根藤上的瓜，他们共同的根底在于――是否触摸到了个体生存的悲剧性质地。“举凡个人的具体存在的所有方面――人的主动和被动的生命表达，人的命运，人对自身的决断以及人自己设定的目的，都属于人的生存概念。”[3]这与通常所谓的衣食住行、柴米油盐的生存差别大矣，它意味着首先要意识到“我”是一个自由的个体，其次还在于必须意识到“我”这个个体的有限性。生存境遇的这一对矛盾永远无法化解，也正是它诱发了人自身永远的梦想：克服这该死的有限性，寻找终极。 　　用这种眼光来打量中国文坛，谢有顺发现20世纪90年代我们只有灵魂（思想、情感与意志）的作家：无论是在思想的立场上写作的韩少功、史铁生、格非、王安忆，还是在情感的立场上写作的苏童、陈染、林白，以及在意志的立场上写作的张承志。在魂的立场上是无法找到终极价值的，魂只能出示一种对终极价值的猜想，而无法与之达成一种真理上的和解，因为灵才是人与终极存在相通的器官，所以，在他看来，“大师并未现身”。也许你会觉得他使用的这些概念诸如体（body）、魂（soul）、灵（spirit）等并不够严谨、准确，但你却不得不承认这些并不严谨的概念比一大堆无懈可击的论证更能说明问题。我们当今的创作不乏熟练的叙事技巧，亦不乏点化文字的妙笔之功，可为什么就是缺乏像卡夫卡、福克纳这些大师们那种抵达心灵深处的功夫呢？ 　　这一问题引发了谢有顺对当下写作更为中肯的批判和对真实更为精辟的洞见。在20世纪的批评史上，关于如何写真实，关于现实主义的论争一方面多到了令人视听已经麻木的程度，另一方面却又始终使人茫然、不知所云。谢有顺却以十分简洁的语言告诉我们：所有的作家都是现实主义者，所有的作家都在写他眼中的真实。无论现实主义、现代主义还是后现代主义的写作，实则都是针对现实而言的，它表现为如何缓解作家与现实之间的紧张关系。这其中固然有罗伯格里耶的启发：“所有的作家都希望成为现实主义者，从来没有一个作家自诩为抽象主义者、幻术师、虚幻主义者、幻想者、臆造者……”但更富启示性的是谢有顺在此基础上对写作与真实之关系的新的阐发：“写作是一种斗争，一种关于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