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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范抑或情理执行模式法理学分析 　　摘 要:传统规范出发型执行所依据的法律文本,更多是对于刚性规范的一种有条件的遵循,却可能产生在现实执行工作的障碍,进入规范出发型执法模式的执行困境。为克服这种规范出发型执行的现实缺憾,应在特殊的中国民事执行司法现状基础上建立一套以情理因素为核心,以柔性机制为平台的“情法复合型执行”方式,逐步导入“规范出发型执行”同“情法复合型执行”并重的现代司法潮流中,最终实现司法正义和整个诉讼秩序的稳定。 　　关键词:执行模式 规范 情理 　　中图分类号: D912.101 文献标识码:A 　　 　　一、理性司法意蕴下的规范出发型执行模式 　　 　　现代司法作为提供民众权利救济平台,并借此塑造和谐法律秩序的制度架构的机制,需要极其精密细致的制度设计和规则运行。其中,理性司法就是一个典型的特征,并且也成为趋向良性民事审判方式的一个重要内容。从理性的特性出发,其重点在于对对象的正当性、应当性、正常性、可接受性的认识和评判,由此而决定主体对客体的取舍态度;由此衍生出的合理性就是合乎理智而被认为是正常的、合乎规范而被认为是妥当的,有根据而被认为是应当的,有理由而被认为是可理解的,有价值而被认为是可接受的,有证据而被认为是可信的,有目标而被认为是自觉的,有效用而被认为是可采纳的等等。①因此,在执行这一实现审判既判力,实现国家对于司法权威维护的环节上,落实规范化的司法行为取向,使得类似于“执法如山”的提法就成为了一种经典的表述,并以此形成了以执行实体目的落实和程序性严格规范的两个具体层面的要求,并成为了张扬司法公正性,践行法律实效性的司法理念。 　　因此,传统规范出发型执行所依据的的法律文本,其在具体适用中的文义解读,更多是聚焦于对于刚性的规范的一种遵循,即棚濑孝雄指出的“大文字法”②的一种具体的适用上,由此形成在一个法域空间内的法律适用的统一,并以此实现对于执行当事人和执行对象的平等适用。 　　 　　二、规范出发型执法模式的执行困境 　　 　　在这一过程中,单纯适用刚性规范进行执行的理念,绝对贯彻大文字法意义下的法律规范,却可能引发在现实执行工作的巨大困境,形成“实在法”和“直觉法”③的冲突上,具体体现为执法依据和被执行感的排斥。 　　执行同庭审的最大的感受性差异,在于执行直接指向的是当事人的具体实际的利益,而非纯粹的法庭意义上的抽象的利益解读辨析争执,这就使得执行在面对当事人特别是被执行人的时候,这种切身利益感受非常强烈。在司法这一特殊的场景下,庭审指向以及执行中严格恪守的是实在法的适用,而当事人所代表的是直觉法的适用。而往往现实感觉是当事人的直觉法可能并不能完全理解专业性门槛极高的实在法,特别是一些程序性失权规范而导致的不利于实体利益一方。④在这种情况下,势必直接引发实在法适用同直觉法适用的直接冲突,从而形成执行的被动甚至是被敌视、对抗的情况。 　　从现实的执行情况来看,我们认为这种实在法和直觉法的冲突具体表现为几个方面: 　　1.司法裁判过程的专业化架空了普通民众的理解,使得具化到结果的执行失去现实认知的基础。因为司法的裁判是非常专业的,大量的法律概念和法律关系的辨析甄别,发轫于证据证明的认知体系,使得普通的未接受专业法律训练的被执行人难以理解。缺乏这种理解的基础,而仅仅依据最终执行依据――判决结果去衡量,往往就不能够信服司法裁决。 　　2.直觉法的个人取向,使得涉及到被执行人自身利益的执行时,被执行人往往显得片面的利己化识别。这种心理定势的形成,会造成在执行过程中对执行行为的启动和运作的本能反感。如果此时的执行工作而因此采用更为“高压”的强制方式施行,势必激起被执行人更大的心理行为反弹(如上访等),甚至直接形成过激的对抗行为。如泉州市鲤城区人民法院在执行吴家辉申请执行乌石塑料厂借贷纠纷案中,被执行人泉州市鲤城乌石塑料厂的法定代表人吴家彬也多次向区人大上访,认为定案的关键借条系伪造,不存在乌石塑料厂向吴家辉借款80万元的事实,要求停止拍卖。⑤这就属于典型的个人利益驱动下,对于案件关键证据的正当性的强迫性心理认知,因为事实上借条产生的原因在于吴家彬因病而将塑料厂委托乌石社区居委会全权处理,此时作为委托人的吴家彬应对受托人乌石社区居委会处理鲤城乌石塑料厂厂房及其现有债务的结果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 　　 　　三、规范出发型执行理念同中国法文化思潮的冲突 　　 　　规范出发型执行本质上强调对于刚性规则的遵从,属于一种法律规范取向的运行机制,而我国的司法程序上却是同这一运行规范相冲突,呈现的是下述的东方式的情理偏好。法律的规范取向与中国法文化中的情理偏好,根源在于农耕文化和商业文化的差异。农耕注重安土同堂,血缘成为最重要的人际关系,依据血缘安排的的伦理准则,就成为理所当然的。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