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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鲁北地区商文化东进 　　中图分类号：K87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9082（2015）03-0229-02 　　商文化东进问题是山东地区商周考古的一个重要和热点问题。近年来，学界对于这一问题研究和认识的深度和广度也不断增加。目前，关于商文化东进这一问题，主要集中在商文化东进的方式、东进的时间以及东进的路线、东夷文化的东退等几个方面来进行讨论的。本文也将着重从以上几个方面来进行论述。 　　一、商文化东进的方式问题 　　关于商文化在鲁北地区东进的方式问题，一直以来存在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商文化的东进是文化上的一种代替和侵犯的结果[1]，而另外一种观点则相反，认为商文化的东进主要是依靠和平、融合的方式完成的。[2] 　　基本上，笔者赞同第一种观点：即商文化在山东地区的东进过程中，主要是通过武力方式而进行的文化的侵犯和替代。因为，在有商一代和西周初年的有限的文字资料中，我们可以发现大量的有关“征东尸”“伐东夷”的记载。比如：商代后期存在大量的五期征人方的卜辞。五期征夷方卜辞，不仅数量多，而且可以联系编排成表，郭沫若、董作宾、陈梦家、李学勤、王恩田等中国学者和岛邦男等日本学者都曾对这部分卜辞进行过研究。虽然对这部分卜辞的年代日程表的编排，往返途径的地点的考证和被征伐的对象夷方的位置等都存在很大的分歧。但是一般均认为这些材料反应了商王帝辛十祀征夷方的真实事件。无论其排比的最终结果如何，有一个不争的事实：那就是均承认商代晚期对夷方的征伐是历时经年的连续的大规模的战争。而且史书中有“蓝夷作寇.....仲丁征蓝夷”的记载，还有“纣克东夷而陨其身”等关于商夷作战的记载。 　　如果商文化东进采取的是和平的融合的方式，我们就无法解释这些规模庞大而且频繁的战争战争。同时，判断一种文化进入另一种文化的方式，最重要的标准，应该看当时的统治集团的态度和决策。而从这些文字资料中，我们可以看出而且这些战争还一直受到最高统治者的关注，甚至很多战争就是直接由最高统治者所亲自指挥的。虽然东征的目的可以有不同的解释，如多数学者认为主要是为了镇压，也有学者主张主要是为了掠夺东部沿海地区的盐资源。但是无论其目的如何，战争却是一直在进行中的，而且从商代晚期到西周早期几乎之间没有间断过。如果是和平融合的方式，其间只需要一些短时间的武力征伐和派遣部分移民就可以做到了，而不需要兴师动众，甚至是倾其国力来进行这样规模庞大的系列的堡垒渐进式的战争。从另外一个方面讲，和平融合的方式也无法解释为何商周时期蛮夷戎狄四裔当中，“往后的发展中，南蛮、西戎、北狄都有分化，有些被华夏――汉族所融合同化，有些则演变为后来乃至现在的少数民族，只有东夷早在战国末年就已经完全被华夏族融合或同化，此后即不再有东夷的名称，更无所谓东夷族或东夷文化”[4]这一事实。第三方面的原因就是从山东地区的商代遗存来看，大辛庄遗址时间从二里岗上层开始，一直持续到商末，从其考古学文化特征看，已经是典型的商文化了。而始自殷墟一期的前埠、史家、南家等遗址时间晚于大辛庄，但也已经是典型的商文化遗存。青州苏埠屯墓地时间始自殷墟文化三期，时间上比史家等遗址也要晚一个时段，但也分离不出来多少东夷的地方文化因素，因而，也已经是典型的商文化无疑。而时间更晚的约为殷墟四期的寿光古城陪葬坑也与苏埠屯性质十分接近，也基本不见东夷文化因素。而潍河东岸的潍坊会泉庄遗址，时间从殷墟三期一直持续到西周初期，虽然前后也有一定的变化，但是总体而言，一直以较为单纯的东夷文化因素为主，而少见商文化因素。这就是说，在商代时期的这些遗址中，其性质是比较单纯的，或者为较为单纯的商文化因素，如大辛庄、史家、苏埠屯、寿光古城等，或者为较为单纯的原居文化，如会泉庄、珍珠门、芝水等，所以说在商文化东进的过程中，是采用了建立据点，步步为营，逐渐推进的方式，而且采用了粗暴的战争的方式进行的，虽然其间也不排除有对部分东夷族团上层人物的收买，但战争一直是最主要的东进的方式，因而我们认为：商文化的东进对原居文化是一种文化上的替代和侵犯。虽然淄潍河流域的遗存文化性质复杂，出现多种文化因素共存、揉合的现象，但这一区域如前所分析，正是夷商之间争执不下、互不相让的区域，因此出现这种文化上的融合现象是不难理解的。而且，目前为止，在淄潍河流域我们所发现的商代遗存，其规格都是比较低的边远地区聚落居住遗址。青州苏埠屯墓地发现了几座规格较高的墓葬，但是至今也还没有找到与之相应的居住遗址，而且苏埠屯墓地的几座墓葬从葬制、葬俗乃至于随葬品来看，均为典型的商人文化遗存，从中，很难看出夷人文化因素。这就从另外一个方面为我们提供了佐证：规格较高的墓葬的占有者从属于最高的统治阶级，而规格较低的遗址上居住的则多为下层阶级的人民。即便是在夷商争夺最剧烈的腹心地带，在商文化上层阶级的墓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