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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从先秦儒家天人合一观解读我国传统政策文化特质
试从先秦儒家天人合一观解读我国传统政策文化特质
[摘要]解读先秦儒家的“天人合一”观,得出孔孟荀所体现出来的政策文化具有以下特质:1.以主体性人格的发展为前提。2.以个人道德作为国家制度伦理的标准,3.蕴含丰富的人伦理念与和谐因子。认为“天人合一”观仍是当今社会政策文化的核心价值,而主体性人格的建构和制定是国家政策制定的重中之重,“和同之辨”的能力则是现代社会对主体人格提出的新要求。
[关键词]“天人合一”观;孔孟荀;政策文化;主体性人格
[中图分类号]B2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372(2010)01-0044-04
对政策的研究,不能仅限于其结构及其行为,还应了解和分析这种政策所体现的基本倾向,亦即政策的心理方面一政策文化的研究,这样才有助于对政策的深度把握。所谓政策文化,孙正甲先生将其定义为“引导政策的制定、实施、反馈、调整的过程的综合精神体系”。“美国的A?阿尔蒙德和小G?宾厄姆?鲍威尔将其阐释为公民(包括个体与利益团体)对公共政策的倾向模式。”而政策的倾向模式,则是由各社会行为主体的信仰、思想、价值观、规范等文化因素综合作用而形成的,并受其核心文化价值的导引。中国文化的核心价值是“天人合一”观,其主流文化是儒家文化,所以研读先秦儒家的“天人合一”观,有助于剖析我国政策文化的成因和特质,对当今政策文化的构建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一、对先秦儒家“天人合一”观的解读
伏羲观物取象,始作八卦,创建了中国人的阴阳宇宙生成观,开启了中华民族文明。在中国先民的意识中,人与天地是不分的。他们认为天地人在宇宙中的存在始终遵循着一种自然的伦理法则,即“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陈,贵贱位矣。动静有常,刚柔断矣。方以类聚,物以群分,吉凶生矣。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变化见矣。”(《易经?系辞》)天地人各自的职分和位序在各自自然生成的过程中业已确立,将天地这种高下贵贱的伦理思想顺延到人类社会就形成了社会行为主体的尊卑贵贱的伦理思维,所以形成了中国特有的尊尊亲亲以血缘氏族为纽带的种族关系和宗法关系。土地???实行公有,在政治上则表现为王权专制,《诗经?小雅?北山》所述的“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即反映了这种状况。从此“天命”思想牢牢控制着社会各层次人的思维,使人们严重缺乏社会意识上的自觉精神。直至周灭殷商,现实表现出了“天命”的可变性之后,周初统治者通过“殷鉴”思索,对历史进行了反省和总结,对“天命”的观念发生了转移,人们的思维由“天命”观深化到天命与人事的关系、天命与民众的作用以及施政措施和政治原则等方面,遂形成了在天命论外壳内具有理性的历史观和政治观一“敬德”以修人事的观念,使得中国人的思维中初步具有了政治历史观的自觉意识,在天命与人事、天意与民情关系的认识过程中,奠定了“天人合一”的思想倾向。
孔子一生敬仰周公,以光复周礼为己任。他所创建的儒学是在总结、概括和继承了夏、商、周三代尊尊亲亲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形成的一个完整的思想体系,旨在社会实践中建立一种新的和谐秩序和心理平衡。他创建的仁学所要求的品德修养,首先针对的是执政的统治者,要求为政者从修身起步,要“修己以安百姓”,“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即执政者必须人格正派。所以,他着重阐述的是怎样的人才是社会稳定和发展的需要,这也使得以孔子为代表的先秦儒家的政治思想展示的是社会发展各个时期对人性的内在诉求,以及伴随其中的不断丰富和得以界定的服务于社会的主体人格的确立。
1.孔子“仁”的提出和君子人格的确定
中国先民的阴阳宇宙生成观。历经夏商周三代人类社会的发展,至孔子时代,古人对天地人的认识虽大都停留在原有的自然生态伦理上,但应社会发展的需求,已被赋予了诸多的理性历史观和政治观,“敬天命”的观念已转化为“敬德”以修人事的观念。对人性的发展有着内在的社会诉求。其中“仁、义、礼、智、忠、信、勇、中庸、和而不同、文质彬彬与自强不息”就是孔子应时代要求而提出的君子人格。
古人对自然的依赖和亲密联系,使其对人自身的了解比我们后人要远为真实、质朴、直接和实在得多。孔子对天人关系中人的能动性有着更为直接的感知,在对前人沉积下来的来自自然世界和人类社会发展的认识和经验进行反思和推理后,面对社会的动荡,他是“不语:怪、力、乱、神”(《论语?述而》),他看到,天在遵守着自己的职责――阴阳,所以“四时行焉”;地在遵循着自己的职责――柔刚,所以“百物生焉”(《论语?阳货》);而人因为迷失了自己的为人之道――仁义,所以社会动乱。在“天地人”这“三材”中,他认识到是人道的缺失才致使了人类社会灾难的频仍和宇宙万物可能的发展失衡。于是他认为,人治社会只有依仗人之道的重新确立,才能恢复人类社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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