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魏晋诗歌中彰显侠义精神之嬗变.docVIP

试论魏晋诗歌中彰显侠义精神之嬗变 　　摘要：金庸有云：侠之大者，为国为民。千百年来，“言必行，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厄困,不矜其能，羞伐其德”的侠义精神始终感动着我们。任侠精神进入诗歌，当属汉魏之际。在继承前代任侠风格的基础上, 魏晋南北朝时期形成了以忠勇为核心的任侠精神并随着历史背景的变迁形成了自己独有的各种特点，这种侠义精神在诗歌中也得到了很好的表现，且与魏晋南北朝时期文学形态、文学样式尤其是“魏晋风度”的形成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本文旨在思考与探索魏晋南北朝时期以侠义精神为主题的思想内容以及精神，透视当时的社会文化状况和文人风骨，总结其总体特点及其在任侠诗歌发展过程中承上启下的作用。 　　关键词：魏晋南北朝 诗歌 任侠 嬗变 　　 　　从心理学和哲学的高度上来说，人类始终有被拯救的欲望和得到更多自由的欲望。在那些漫长的封建黑夜里，在那些风雨如晦的年代，太多的“公平正义”在法律允许范围内只能做到形式的公平，社会中仍旧有无数的生灵在苦痛中挣扎，被黑暗的现实所吞没，他们渴望能出现一个敢于对抗社会不公平者，敢于挑战权威者，来锄强扶弱。侠，在中国社会的现实基础上应运而生，他们路见不平、拔刀相助，在黑暗的时代给最底层的百姓照亮那一点点光明，在光明的时代鼓舞着人们努力向上。于是，《庄子?逍遥游》中的“江湖”成为一个我们心中永远的童话，一个永远的圣地，那里善恶分明，而江湖中的侠几乎可以称为普通百姓心目中神灵的代名词，几乎被认为是救世济困的良方。我们可以说，以“人间正义”为基础，惟中国而存在的侠，实际正是这种对自由与被拯救的欲望在中国传统文化上的特殊理解与体现。当然，由于侠这种形态本身对于自由的高度追求与对各种规则礼法的蔑视，他们必然会成为法律的对抗者，在不合适的时候不可避免地对社会进行叛逆与破坏。 　　任侠精神进入诗歌，当属汉魏之际。 　　魏晋南北朝，汉末战乱、三国纷争、西晋统一不久即发生“八王之乱”，接着西晋灭亡，晋室东迁，东晋北伐，北方北齐、北魏、北周在更迭中不断进行南攻；南方宋齐梁陈变换直至梁末侯景之乱，且从未忘记北伐。300多年的乱世孕育了饥馑、瘟疫、大规模的人口迁徙、生灵涂炭，民不聊生，国家政权衰微，社会动荡。用“战乱”和“分裂”来概括整个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历史，或许并不过分，但同时，这也成为了侠历史发展的黄金时代。 　　在继承前代任侠风格的基础上, 魏晋南北朝时期形成了以忠勇为核心的任侠精神并随着历史背景的变迁形成了自己独有的各种特点，侠主题开始成为一种文学现象，侠义精神在文学作品尤其是诗歌中得到了很好的表现，以侠义为主题的诗歌在继承两汉的基础上开始成熟、发展，无论在质量上还是数量上都取得了空前的繁荣，且与魏晋南北朝时期文学形态，文学样式尤其是“魏晋风度”的形成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通过这些诗歌我们可以透视当时的某些社会状况和文人心态，虽然目前这些诗歌已几近流失，所存不足60余首，但在任侠诗歌发展史上具有承前启后的作用和不可磨灭的地位，对后世侠主题文学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一、承上：少年游侠风流潇洒的不羁情怀 　　 　　游侠出少年，任侠是青少年纵放洒脱的情怀，从战国晚期的最早产生，到两汉时期，游侠发展到鼎盛阶段。但游侠在文学史上最初也是作为一种负面形象出现的，《韩非子》中认为：“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它把儒和侠列于“五蠹”之中，认为侠有三个特征：弃官宠交、肆意陈欲、以武犯禁。这虽是侠的最根本特点，但也是最为狭义的侠客精神的概括。及至司马迁《游侠列传》，侠与游侠二字互用，记述了最早的侠文化――即对游侠文化的描写和议论，他大力礼赞那些自我牺牲、勇于进取的侠者，肯定游侠者的气节，把韩非子加在侠身上“以武犯禁”的罪名转变为一种不受世俗礼法拘禁，敢于用自己手中之剑追求独立人格与精神自由的人生境界。 　　汉魏之际，诗歌中开始正式出现游侠形象，游侠风貌逐渐全面展现，游侠个性气质在诗歌中逐渐得到张扬，并得到人们的肯定。游侠的一个主题即是描写游侠少年的风流潇洒，洒脱不羁的狂放个性，这种“狂”也正是导致魏晋形成旷达自放、孤芳自赏的名士流派的重要因素。 　　曹植是这类诗歌的开拓者。曹植《名都篇》： 　　名都多妖女，京洛出少年。宝剑值千金，被服丽且鲜。斗鸡东郊道，走马长楸间。 　　驰骋未能半，双兔过我前。揽弓捷鸣镝，长驱上南山。左挽因右发，一纵两禽连。 　　余巧未及展，仰手接飞鸢。观者咸称善，众工归我妍。归来宴平乐，美酒斗十千。 　　脍鲤?鲐虾，炮鳖炙熊蹯。鸣俦啸匹侣，列坐竟长筵。连翩击鞠壤，巧捷惟万端。 　　白日西南驰，光景不可攀。云散还城邑，清晨复来还。 　　诗中描写了一个穿丽服，佩宝剑的侠少在一天之中的活动，反映了曹植身为少年公子的意气风发。在曹植看来，美女与宝剑都是任侠精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