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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魏晋南北朝时期山水画自觉 　　摘 要：魏晋时期伴随着儒学的衰退，玄学的兴起及士人在自然山水间谈玄论道、怡情悦性的超然生活方式的选择，人们对于自然山水美的认识有了极大提升，进一步发现了自然山川外在形质之美和人自身审美情感的丰富性，促进了山水画的“自觉”，为后世山水画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关键词：士人；山水画；玄学；畅神 　　魏晋时期，频繁的战乱使社会动荡不安，随着东汉王朝的崩溃，儒家思想受到怀疑和批判，士人开始在新的哲学思潮――玄学的启示下探寻人生存在的价值和意义，对个体人生价值的思考成为魏晋玄学的最高主题。由于中央集权专制国家政体的重建，士族在政治斗争的漩涡中自身安危难以确定，对儒学又失去信心，在种种无奈之下，或是出于明哲保身，或是出于精神的慰藉，他们的生活方式和情趣转向了对自然的追慕。由于战乱造成士族的南渡，使士人为南方明媚秀丽的自然山水风光所吸引，产生纵情山水的风尚。加上玄学的哲学基础是建立在道家思想的基础上，道家以自然无为为本的审美理念，使士人把隐逸之情同自然之性联系在一起，他们在自然山水间谈玄论道，怡情养性，欣赏和体悟自然之美及玄理之道，以求得心灵的宁静和“道”的感悟，达到逍遥自由的境界。总的来说，这一时期士人对于自然山水的审美性认识，在诸多因素的影响下获得了自由而深刻的发展，并且开启了中国山水画的“自觉”。 　　一、对自然山水形貌特征的关注 　　伴随着汉代儒学思想陷入严重的信仰危机，魏晋思想以崭新的思辨意识冲击着以伦理道德为核心的儒学思想，并且带来了“人的觉醒”。这时觉醒的“人”主要还是指士族文人阶层，他们对社会政治的黑暗有着敏锐的洞察力，同时对中国传统文化如儒、道思想有深入的研习，这就使他们对时代的种种现象更具怀疑和批判能力，但却无可奈何。因此，在玄学思想的影响下，魏晋士人的精神慰藉走向对自然的回归，许多士人尤其是名士选择归隐山林，在玄学“清谈”之风的影响下，不再关注世俗人生的利害得失，更追求一种返璞归真的意义和高超脱俗的人格。魏晋士人大多崇尚老庄之学，以一种放达的处世方式标版他们的人生态度，在这种“隐逸”的自然生活中，自然山水成为他们生活的一部分，为“自然的人化”提供了先决条件。 　　先秦时期，儒家论著中就有关于自然山水欣赏的论述，如孔子说：“智者乐水，仁者乐山”[1]p72。对自然山水的欣赏，儒家是从伦理道德的眼光去看待的，智者之所以乐水，是因为在孔子看来，水自然特征中川流不息的运动性有与智者品性中善思、敏捷的特征相似的特点。仁者乐山是山的巍峨、辽阔、深幽的自然特征与仁者敦厚、包容的品性有相似之处，自然山水的欣赏很多时候是从对人的道德精神的比拟和象征出发的，并未真正从自然山水自身具有的形象特征去进行审美欣赏。相比于儒家对自然山水的看法，道家对自然山水的理解又更进了一步，因为在道家看来，自然山水的美是“道”的体现，人在自然中可以感受到一种超越世俗功利的自由情感，如庄子在《知北游》篇中说：“山林与！皋壤与！使我欣欣然而乐与[2]p375！”把自然美与人的逍遥自在相联系起来。在道家看来自然的美主要在于自然本身合规律性与无目的性的统一，是一种“无为而无不为”的“大美”，对于自然的欣赏，道家主要著力于自然“无为”的角度去感受山水之美。玄学思想对于自然山水的欣赏就显得更具主动性了。一方面，玄学思想根源于老庄哲学，在道家思想的基础上，玄学把个体人生的意义价值提到较高的位置，因此个体如何超越有限去追求无限，从而获得人生的意义就成为玄学思辨的主题，这一主题使玄学关注的问题不单纯地同于道家对自然的顺应。它与人生体验联系在了一起，关注的焦点落到了人自身内在与外在的观察和思考上，从玄学家提出的与美相关的观点中，可以看到这种关注人生的迹象。如何晏的“贵无”论，它对于“圣人”有名无名的讨论是关于理想人格的问题。王弼在《老子注》中指出“圣人”有情，但“圣人”之情是不受外物所困扰的超越名利是非之情，“圣人”之情可以超越有限事物的束缚而达到无限自由。另一方面，玄学对于人生的关注影响到审美性人物品藻中的“品题”方式，把自然也作为品题的对象进行相互比拟形容，从《世说新语》中的文字记载看，在品藻中已经包括了人对自然美的品藻。画家顾恺之对会稷山之美的赞赏、比拟已经从儒家的“比德”说变为对自然山水本身更纯粹的审美性评论，当时对人物的“品题”也有以自然物的美来比拟人的才情风貌的美的一面。因此，对于作为比拟物的自然对象，更多地注意到了它自身的外在形式美的特征，这种对自然外在形式美的关注，使士人们不仅限于对自然山水的观赏，还开启了人们如何表现自然山水美的进一步思考。 　　二、“以玄对山水” 　　孙绰《太尉庚亮碑》中云：“公雅好所托，常在尘垢之外，虽柔心应世，蠖屈其迹，而方寸湛然，固以玄对山水。”[3]p482“以玄对山水”强调把对自然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