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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顾颉刚尚书研究规划 　　[摘要]由于对《尚书》与中国古史研究的关系的深切认识与理解，顾颉刚的《尚书》研究追求一种彻底的总结，因而他对《尚书》的整理与研究进行了整体规划，制定了一系列的研究计划。他的规划在20世纪30年代开始探索，50年代进行了集中的设计，一共形成四套方案，可以分成两种思路。可能他还没有形成最后的结论，但它们对于《尚书》研究都具有重大意义，这也是他对《尚书》研究的巨大贡献。他的规划并没有完成，但这一系列的计划却为学界进一步研究《尚书》提供了具有重大价值的参考方案。 　　[关键词]顾颉刚；《尚书》研究；规划 　　[中图分类号]K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353(2008)04―0126―05 　　 　　《尚书》研究规划由顾颉刚一手探索与设计出来。顾颉刚在1930年代做了一个最初的编辑《尚书》学的计划，50年代又进行了集中的设计，完成了一系列的计划。按照他的规划，现在已有《尚书通检》(1936)、《尚书文字合编》(1995)、《尚书学史》(1996)和《尚书校释译论》(1999)的完成，还有大量单篇的考辨论文和读书笔记的撰写，这些都是《尚书》整理与研究的重大成就。然而顾颉刚的规划并没有也不可能全面展开，最多只能说是完成了其中最主要的部分。我们应该知道，全面地研究整理《尚书》，绝不是一两个人的事情，甚至不是一代人两代人的事情。正因为这样，他的规划对《尚书》以及其它典籍的整理与研究有着重大的意义，他的一系列具体的计划依然是我们进一步研究的重要方案，因而需要我们去认真地研究和利用、改进和完善。 　　 　　一、顾颉刚为什么要研究《尚书》 　　 　　谈顾颉刚的《尚书》研究规划，必须要弄明白他对于《尚书》的理解。 　　《尚书》是我国最古的历史文献汇编，今文共二十八篇，其中虞夏书四篇、商书五篇、周书十九篇。周书大部分是可信的，有几篇受到后人加工；商书可信度也比较大，但是传到周时，既有文字上的改动，也有后来加工写定的；虞夏书则问题最多，《甘誓》大致到周代成篇，而《尧典》、《皋陶谟》、《禹贡》三篇，成书于春秋战国。 　　《尚书》关系到两方面的问题：一、它是研究中国上古史最早的史料，也是最多的史料，研究上古史离不开它，所以，它关系到中国上古史的历史史实的考证。二、它本来不限于儒家研读，而是全社会共读之书。百家兴起之时，它成为儒家经典。特别到了汉代，儒术独尊，《尚书》成为儒家专利品，成为儒家经典的中心。它有历史的成分，也有被窜乱的成分，而且它是五经中唯一被严重窜乱的一部。儒家的古史观念就是在这时合法化了、历史化了，以经典的形式凝固了。也就是说，《尚书》上古史料的成分与后来儒家政治理想的成分在这时纠缠在一起，无法分开。而且，中国传统经学在解读这部经典时只从儒家圣道王功的思想出发，而不顾历史事实，历史是屈从了观念的。所以，它又关系到传统上所知见的历史的写成(即形成)，也就是天系到了中国传统的整部学术史的形成。 　　从这两大方面来说，《尚书》关系到了整部的中国上古史。这是顾颉刚在求学与治学的过程中得到的认识。一旦有了这种认识，他就产生了对《尚书》进行全面整理与研究的思想。 　　1919年，还在北大读书时顾颉刚就对中国传统学术做出了自己的总结：“中国的学问，向来是以礼乐兵农为实质，以文字书籍为形式；实质为形式所限，所以‘居则为三皇五帝之书，用则为家国天下之政。’倘使事实与古义有所违忤，乃是事实自己的错谬，应改造事实，使之合于古义。”历史迁就观念，这是旧学的弊病。他对旧学的这种认识，自然地就会导向对旧学的批判。1920年他北大毕业，接着就进入了“古史辨”。1923年，发现了原有的中国古史是层累地造成的，而且提出了研究中国古史的“四个打破”，即：(1)打破民族出于一元的观念；(2)打破地域向来一统的观念；(3)打破古史人化的观念；(4)打破古代为黄金世界的观念。 　　实际上，顾颉刚是看到了中国学术的巨大的症结，这个症结是经与史的纠缠，它的结合部则是战国秦汉。《尚书》与中国历史的关联恰恰吻合了这一点，其中的关键是今文二十八篇的头三篇《尧典》、《皋陶谟》、《禹贡》，儒家的政治理想基本上体现在这三篇里了，是它们把儒家的古史观念历史化了。很显然，解开经与史的纠缠，解决中国学术的症结，解决中国古史问题，最直接的是《尚书》头三篇的突破。所以，1923年，他在对《今文尚书》二十八篇全面分组的基础上，提出对头三篇的考辨计划。这时，他的研究旨在说明旧的古史系统是如何地形成的，还不是对《尚书》的专门研究。 　　到了30年代，顾颉刚对中国古史的形成的探索进入更深的层次，他触及到了帝系、王制、道统、经学四大问题，他深信这是旧系统下的伪史中心，实际上这是中国本土化的意识形态。这时，他更是专门探讨《尧典》、《禹贡》的成书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