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贫困村识别基层实践逻辑解构 　　摘 要：以湖北J县的贫困村识别为例，解构了基层政府在贫困村识别中的实践逻辑并阐释其成因。在贫困村识别过程中，受政绩观驱动，基层政府遵循“效率优先”的逻辑，最终导致扶贫资源对接精英化；因国家授权不足，基层政府遵循“选择性平衡”的逻辑，最终导致扶贫资源异化为行政激励；为追求溢出效益，基层政府遵循“遵从指示”的逻辑，最终导致扶贫资源突变为交易资本。 　　关键词：精准扶贫；贫困村识别；基层实践逻辑 　　中图分类号：C913.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107（2018）02-0017-07 　　一、问题的提出 　　中国农村扶贫大致经历了四个阶段，当前扶贫工作已精确到村和户。第一阶段，体制改革推动扶贫阶段（1978-1985年），土地制度改革解放了生产力，贫困户从“涓滴效应”中受益，该阶段的扶贫工作开始瞄准特殊贫困地区（如“三西”地区）。第二阶段，大规模开发式扶贫阶段（1986-1993年），贫困地区成立经济开发领导小组，确定了开发式扶贫方针，即以县为扶贫开发的基本单位。第三阶段，扶贫攻坚阶段（1994-2000年），以1994年3月《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的公布实施为标志，中国的扶贫开发进入了攻坚阶段。此时，国家决定将扶贫资金全部用于国定贫困县，并强调扶贫资金和项目要到达贫困村、贫困户。第四阶段，多元主体大扶贫格局阶段（2001-），该时期，中国政府对扶贫工作的重点与瞄准对象做了重大调整：针对贫困人口分散化的特点，确定14.8万个贫困村作为扶持重点，瞄准对象开始由贫困县向贫困村转移。2014年5月，国务院扶贫办颁布了《建立精准扶贫工作机制实施方案》，明确指出，通过对贫困户和贫困村精准识别、精准帮扶、精准管理和精准考核，引导各类扶贫资源优化配置，实现扶贫到村到户，逐步构建精准扶贫工作长效机制。精准识别是精准扶贫最为重要的一步，它包括贫困村瞄准和贫困户瞄准两部分，其中，贫困村的精准识别是“六个精准”之项目安排精准、因村派人精准的基础，然已有研究表明，比例高达48%应该被确定为贫困村的村，却未被瞄准[1] 。 　　当前，学界有关贫困户识别的研究丰富而有关贫困村识别的研究匮乏。贫困户识别方法的构建已从“收入单指数”发展为“多维贫困指数”。张昭等结合收入、健康、教育、生活状况、卫生状况和食物支出5个非收入指标，构建了“收入导向型”多维贫困指数[2]；彻里和勒密采用完全模糊和相对方法识别贫困户[3]。有关贫困户识别偏差的研究也较为系统。许汉泽等认为基层政府的选择性平衡造成识别偏差[4]，葛志军等认为农户参与度不足造成识别偏差[5]，陈晓兰等认为技术的有限性、群众的“平均主义”思想、贫困户的脆弱性造成识别偏差[6]，陆汉文等认为信息不对称造成识别偏差[7]，李棉管认为技术难题、政治过程、文化结果造成识别偏差[8]。当前有关贫困村的研究主要集中于贫困村的识别方法。李小云用参与式贫困指数识别贫困村进而瞄准贫困群体[9]，郭辉构建了贫困村多维测算模型具体算法[10]，邓维杰提出“指标打分贫困村分类法”和“二元检索贫困村分类法”[11]。有关贫困村识别的研究十分匮乏：汪三贵提出“政绩”和“官员游说”是贫困村瞄准失败的猜想[1]，杨亮承认为村庄治理生态、村干部能力、村庄与乡镇的关系影响乡镇对贫困村的选择[12]。 　　综上，当前有关贫困村识别的研究颇少，研究成果呈碎片化，系统性不足，且现有研究仅停留于理论层面，缺乏实证支撑。有鉴于此，本研究以湖北J县按照学术惯例，文章出现的地名均作了化名处理。 2014年的贫困村识别为原型，解构引起贫困村识别偏差的基层实践逻辑。 　　二、研究案例与资料来源 　　2014年4月11日，国务院扶贫办印发《扶贫开发建档立卡工作方案》（以下简称《方案》），《方案》对贫困村的识别标准作出明确规定：行政村贫困发生率比全省贫困发生率高一倍以上，行政村2013年全村农民人均纯收入低于全省平均水平的60%，行政村无集体经济收入。其后印发的《湖北省农村扶贫开发建档立卡工作方案》沿袭了国务院扶贫办的标准。2014年12月12日，J市完成贫困村的建档立卡工作，J县获得151个贫困村指标，其中，歇镇获得10个指标。歇镇的10个贫困村指标分别为：伍片的河村，歇片的歇村，余片的埠村、官村和吴村，李片的霞村、凤村和古村，谭片的谭村和宗村。 　　表1数据显示，在歇镇的40个村庄中，歇村、官村、古村、霞村、谭村的人均纯收入排名于前1/3，河村、埠村、吴村、凤村、宗村均排名于后10名，此次贫困村识别的准确率仅为50%，识别结果呈“精英俘获”的特征。上述偏差是如何发生的？基层政府的贫困村识别实践遵循怎样的逻辑？实践逻辑背后的原因又是什么？本文通过解??县扶贫办和乡镇政府的贫困村识别实践来回答上述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