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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国生态环境变化及原因初探 　　摘要：郑国东迁，以今新郑为其新都，重要的原因在于新郑有作为都城的优越生态环境。而郑国东迁后的生态环境也经历了由早期的良好状况到后期的严重破坏的变化，导致这种变化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和复杂的。生态环境恶化产生的严峻后果又使郑国的统治者有所醒悟，并采取了一些保护生态环境的措施。这种转变是发人深省的，它对于我们今天正在进行的经济建设很有借鉴价值。 　　关键词：郑国；生态环境；状况；保护 　　中图分类号：K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905X(2006)02―0133―03 　　郑韩故城位于今河南新郑市区，春秋战国时期郑国和韩国先后在这里建都，前后共有500多年，其历时之久，是当时的绝大多数都城所无法相比的。这一方面说明它自身拥有作为都城的优越自然地理环境，同时我们也不能忽视郑人为了保持良好的生态环境所作出的努力。由于郑国在春秋初年对时局的重要影响，学者们已经对其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内容涉及诸多方面，但对于和郑国盛衰以及郑韩故城长期作为都城有密切关系的郑国生态环境的研究却至今罕见，这是郑国(或者说郑韩故城)研究的遗憾之处。因此，作者尝试就这一问题略作探讨，并请教于方家。 　　 　　一、郑国东迁初期的生态环境 　　 　　西周末年，周幽王骄奢淫逸，宠幸褒姒，不理朝政，导致政治腐败，众叛亲离，所以史书说“王室治多邪，诸侯或畔之”[1]，再加上连年旱灾，百姓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对统治者怨声载道，西周的统治处于风雨飘摇之中。如此形势迫使西周王室中有眼光的贵族官僚开始想方设法躲避即将来临的灾难。而郑国的东迁，就是为了远离灾难，转危为安。郑国的始封之君是郑桓公姬友，他被其兄周宣王封于今陕西华县一带，国号郑。周幽王时郑桓公为司徒，由于他很有才干，因此“甚得周众与东土之人”[2]。他看到西周的统治即将崩溃，为了保全他的封国和人民，向周太史伯请教。史伯首先给他分析了自然地理环境对于国家的重要性：“夫成天地之大功者，其子孙未尝不章，虞、夏、商、周是也。虞幕能听协风，以成乐物生者也。夏禹能单平水土，以品处庶类者也。商契能和合五教，以保于百姓者也。周弃能播殖百谷蔬，以衣食民人者也。其后皆为王公侯伯。祝融亦能昭显天地之光明，以生柔嘉材者也。”[2]然后建议桓公将郑迁到“济、洛、河、颍之间乎!……若前华后河，右洛左济，主苯、魏而食溱、洧，修典刑以守之，是可以少固”[2]。因为这里拥有优越的自然环境，对于国家的稳定、巩固和发展非常有利。郑桓公听后大加赞赏，“于是卒言王，东徙其民雒东，而虢、郐果献十邑，竟国之”[1]，将自己的家眷、财产、国民等都迁徙到洛水以东的虢、郐两国一带，这就是著名的“史伯为桓公论兴衰”的故事。两年后，郑桓公死于犬戎之乱，但是郑国却因为东迁而保存下来。即位的郑武公不久先后灭掉郐、虢两国，建立新的郑国，并将都城定于郑父之丘，即今新郑市区附近。对郑韩故城的考古发掘，也证实了其作为都城确实具有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优势。如贺业钜指出：“在双洎河与黄水河交汇处建城，从城址选择上充分体现了重视水源、水运及城防的要求，特别是双洎河横贯城内，更可表明规划者的这种意图。”[3] 　　通过以上叙述可以看出，郑国的开国之君郑桓公已经认识到了生态环境对于国家的重要性，所以选择了自然环境优越的济、洛、河、颖之间为东迁之地。郑国初建在济、洛、河、颖之间时，那里还是尚未开发的蛮荒之地，还保持着原始的自然生态环境。这正如《左传?昭公十六年》子产所说：“昔我先君桓公，与商人皆出自周，庸次比耦，以艾杀此地，斩之蓬蒿藜藿，而共处之。”另外，《诗经?郑风》中也有大量的史料可以证实当时良好的生态状况。如《东门之婵》篇曰：“东门之(土－单)．茹蔗在阪……东门之栗(郑注：行上粟也)，有践家室。”《将仲子》篇载：“将仲子兮，无逾我里，无折我树杞……将仲子兮，无逾我墙，无折我树桑……将仲子兮，无逾我园，无折我树檀。”《野有蔓草》篇曰：“野有蔓草，零露溥兮……野有蔓草，零露????。”这些佳句为我们描绘了郑国青草丛生、郁郁葱葱，粟树、杞树、桑树、檀树等树木繁多、生长茂盛的情景。《溱洧》篇则说：“溱与洧，方换涣兮……溱与洧，浏其清矣。”这些则使我们眼前呈现出河水清澈、水流充足的两条河，即溱河与洧河。《山有扶苏》篇的“山有扶苏，隰有荷华……山有乔松，隰有游龙(郑注：红草也)”等诗句，则使我们看到了山上到处生长着扶苏和乔松，池塘里漂满了荷花和水草的美妙图景。短短的几十个字，就为我们勾画出了郑国良好的生态环境。由此我们可以断定，春秋早期郑国的生态环境状况是很好的。 　　 　　二、郑国生态环境的破坏 　　 　　春秋中期以后，随着生产力的提高、经济的发展、人口的增多、贵族的穷奢极欲，尤其是频繁的战争，各国的生态环境都遭到不同程度的破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