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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绿汀音乐教育思想与实践初探
贺绿汀音乐教育思想与实践初探
摘要:贺绿汀是一位杰出的音乐教育家。其音乐教育思想与实践体现在两大方面:一是高标准和严要求的专业人才观。他期望音乐学生有理想、有抱负、有事业心,做一个有为的新中国的青年;应该鼓起勇气建设崭新的中国音乐;要把握现代中国的时代脉搏,以成熟的技巧,热烈的情绪,反映伟大的时代,从而担负起创造新中国音乐的使命。他认为只有团结和依靠有真才实学并事业心强的教师才能办好音乐教育,好的师资是办好学校的关键所在,没有高水平的教师,就没有高质量的教育。二是建立系统和完整的高等音乐教育体制。为保证教学的高质量,多出人才,出好人才,要建立起囊括大学、中学、小学“一条龙”的音乐专业教育新体制;并重视民族音乐的教育和建设;特别要重视音乐科学研究工作;还要注重音乐教育的提高与普及平衡发展。
关键词:贺绿汀;音乐教育;思想;实践
中图分类号:G40-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6124(2009)03-0112-05
湘籍音乐家贺绿汀不仅是当代中国杰出的音乐作曲家、音乐理论家和音乐活动家,更是一位杰出的音乐教育家。他从1922年开始从事音乐教育,到新中国成立后一直担任中国最早音乐学府――上海音乐学院院长,有70余年的音乐教育生涯。他从教小学、中学、大学到办音乐学院,全心全意、孜孜不倦地培养了数以千计的音乐人才,为中国的音乐教育事业作出了巨大贡献。
贺绿汀既有在旧中国、革命根据地从事音乐教育的切身体会,又有在新中国社会主义历史条件下从事音乐教育的丰富实践,同时还有多次到国外进行音乐教育考察比较的经验以为借鉴,可以说他的音乐教育思想与实践是融会贯通中外古今并有所创见的。概而言之,贺绿汀的音乐教育思想与实践主要体现在如下两大方面:
一、高标准和严要求的专业人才观
贺绿汀对音乐专业人才的培养、保护、应用有着高标准和严要求。
首先,在对从事音乐专业学生的培养方面:早在1934年,贺绿汀就期望音乐学生要有理想、有抱负、有事业心,做一个“有为的新中国的青年”,应该“鼓起勇气来建设崭新的中国音乐!”要“把握住现代中国的时代精神的脉搏,以成熟的技巧,热烈的情绪,反映我们伟大的时代,去担负起创造新中国音乐的使命。”新中国诞生前夕,贺绿汀提出音乐学院的办学方针就是“培养出一批杰出的音乐理论家、作曲家以及其他的音乐专家,为建设新的中国音乐文化准备人才。”建国后他担任上海音乐学院院长,便要求培养的音乐专门人才是既有一定高度的政治理论水平与丰富的生活体验以及音乐知识,而又掌握一定高度的艺术技巧。在经过十几年的办学实践后,贺绿汀按照高等音乐院校既教学又科研的双重任务,系统地提出了各系各专业“保持大学规格”的要求。例如,对声乐专业,他认为要过发声、技术、语言、民族音乐语言与民族风格、思想感情等“五关”,这“五关”不仅包含了专业技能的训练和艺术修养,而且包含了广博知识素养和思想水平,以及熟悉人民生活、对待人民群众的思想感情等多方面的要求。当1956年民族音乐系建立时,他提出的标准和要求是:“要培养出建设我国新的民族音乐研究、创作、演出等各方面的骨干,而不是培养一般的搜集、整理工作者或一般的乐队队员。”“该系学生的水平必须高于其他系,才能站得住脚。对新的音乐文化事业才可能有所贡献。”㈨对民族音乐系的音乐理论专业,他提出应“培养一批对我国音乐文化的建设起指导作用的干部”,“既要起无产阶级文化战士的作用,又要有冷静、科学的头脑,能正确地分析研究一切音乐遗产与新的创作”;对民族器乐专业,他提出培养“能独奏兼创作的独奏演员与教师”;对作曲专业,他要求掌握科学的音乐技术理论、民族音乐语言、马克思主义和文艺理论,有正确的创作思想,解决为谁服务以及创作中的群众观点和民族化,有丰富的生活体验和创作技巧,等等。
实践证明,音乐专门人才水平越高,就越能更好地满足人民的需要,推进音乐事业的发展,贡献也就越大。因此,贺绿汀指出:“新的人才的培养不是数量问题而是质量问题。”为此,他始终坚持在专业上的高标准、严要求和广博的知识修养,敢于提出提高音乐专业水平的各种措施和办法,敢于同歪曲红与专、政治与业务等关系的“左”倾思想作斗争。如,有一种看法认为声乐专业要过“五关”,不能体现“政治第一”的精神,而主张以“政治第一”、“业务第二”的模式,把培养音乐专门人才的要求“拉平”,采取只“提高思想”,实际上降低专业水平的办法,贺绿汀对之表示坚决反对。他认为音乐学院培养出来的学生,在专业上一定要有规格,专业水平的高低,要看是否真正经过专业上的严格训练,是否真正掌握专业上的基本技术、技能,基本知识、修养,一定要努力掌握真才实学。又红又专是辩证统一的,“专不等于红。但红一定要专。”贺绿汀根据音乐艺术规律,指出音乐是最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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