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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谈我鲁迅研究 　　走出大学之门，我长期在上海从事出版工作。自我盘点数十年来所做的“有意义的事”，我不得不说到我的鲁迅研究。 　　我出生在浙江绍兴姚家埭。这是一个相当规模的农村小镇，与鲁迅外婆家安桥头相距约四五华里（如果从我家后门走田间小道去约三里）。鲁迅、周作人青少年时期都到过姚家埭。他家在姚家埭附近有亲戚。周作人去南京求学，就是与亲戚一起在姚家埭乘夜航船出发的。因而我在《中国的叛徒与隐士：周作人》一书中特地有一段文字写姚家埭，实在因为她也是我的家乡。我家在镇与农村的结合部。镇上多数人家经商，也有子女在上海、杭州做工的。我父亲在萧山一家百货店里当账房。1940年日本飞机轰炸萧山，我父亲的商店直接命中炸弹，幸亏人都在外边。父亲是空手回家的，失业了。他在自家的门口开了个杂货小店，勉强可以糊口。他几乎每天都闷闷不乐。1943年11月的一天晚饭后，他感到胸闷难过，在房间里坐立不安地走了一会以后，坐在椅子上，竟像睡着一样地去世了。母亲就继续做小买卖，养活了我、她自己和祖母一家三口。抗战胜利后1946年，我小学毕业了，母亲在万分艰难中节衣缩食，给我读初中。我永远感激母亲对我的养育。 　　1949年绍兴解放了。这年我正好初中毕业。我已长大了，我开始懂事，我要谋求工作，以使我祖母和母亲不再劳累地干活。1950年夏我到了上海。那时真是百废待兴，邮局招考，新华书店招考，我都去报了名，我又在报上看到“上海市立陆行中学招生”的启事，说“本校设有人民助学金”。我决定去考，录取了，邮局、书店就不去了。我写信告诉母亲，母亲复信表示同意。我就靠人民助学金读了高中、大学。高中一年级起，我开始在报刊上发表文字。稿酬是我日常零用和每年一次回家路费的唯一来源。大学毕业后，我留校工作。1960年由市委宣传部和市委组织部联合发出红头文件，把我调到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当编辑。其实我是很不愿意离开母校的，两边的工资完全一样，大学里有寒假、暑假，不坐班，大学的图书馆藏书多，借书又方便。父亲曾对我说过：“长大后要学会一种吃饭本领，吃太平饭，不要从政。”他说的当然是指旧社会的“政”。但他的话还是对我一生起了作用。我从不谋求什么官职，只想做些研究工作，争取当个教授，要实现这样的心愿，留在母校实在是很合适的。但我是党员，当然得服从组织的调配。1976年我被出版总署借调到北京参加《鲁迅全集》的编注工作。1978年回到上海，局党委把我留在机关里，后来很长时期我在主持图书处的工作，并兼职创办和主编《编辑学刊》。六十岁以后，我负责筹办成立书城杂志社并任主编，后又在韬奋纪念馆任职。六十五岁以后，我退休了，图书处又返聘我，直到现在。 　　早在大学里，我学中国古典文学是不差的，但我暗定主意要研究以鲁迅为核心的中国现代文学，最后要写一部颇具规模的多卷本的《大鲁迅传》。我虽长期从事出版工作，但我不放弃业余的研究。1977年我出版了《鲁迅旧诗浅说》，轰动一时，得到了许杰、臧克家、张向天、周振甫等前辈的肯定。此书一印二印三印，印数达十几万册，后增订而成《鲁迅旧诗探解》于2002年重新出版。接着我又出版了《鲁迅后期思想研究》（人民文学出版社）、《鲁迅与书》（天津人民出版社）、《现代文坛偶拾》（学林出版社）、《现代文坛随录》（上海人民出版社）、《现代文坛散记》（上海三联书店）等十余种书。这些书在出版前，大部分内容在报刊上发表过。1990年出版的《中国的叛徒与隐士：周作人》（上海文艺出版社），是我国第一部周作人传记。周作人是个复杂的历史人物。对他怎样评论，文坛还有争论，因而我这本书的出版，引起社会的普遍关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文汇报、解放日报、文艺报、文汇读书周报及许多杂志、学报发表了肯定性、赞誉性的评论，两年之内重印三次。胡乔木同志读了该书后，给我写来一封长信，他在信中说：“你用了很大的苦功写成的书是值得看的。你搜集的资料很丰富，我看后知道了许多过去不知道或不清楚的事。你也尽力做到有好说好，有坏说坏。你的努力没有白费。”乔木同志对书名和一些具体内容提了意见。在乔木同志逝世时，我写了篇文章在报上发表，以为悼念，并公布了他的信。此信后已编入《胡乔木书信集》。我的这本周作人传记，经增订，改书名为《苦雨斋主人周作人》，2003年由上海人民出版社重新出版。 　　写这本周作人传记，是我为写《大鲁迅传》作准备。我采用了周作人散文那种文体来写。这显然是合适的，是成功的。1998年，我又和陈九英合写了《鲁迅与许广平》，采用了比较轻松的有点接近讲故事的写法（且仍坚持言必有据），先是在《文汇读书周报》上连载，后有七家出版社与我联系表示愿意出版，我给了第一个与我联系的出版社。先是印了五千册，五个月后又重印六千册。经过这两本人物传记的写作，我练了笔，有了点实践经验，决定采用沉重（苦难的岁月）、凝重（深沉的思索）、壮重（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