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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谈红六军团西征历史意义 　　颇具影响的美国《时代》周刊，在新世纪之初，评出1000年来“影响人类文明发展进程”的100件大事，中国有3件事入选，其中之一便是长征。这让人颇感意外，却也反过来让我们更加珍视长征的伟大[1]。 　　而中国最早的长征可以追溯到1934年9月的红六军团西征。 　　1934年7月23日，红六军团奉令退出湘赣苏区，到湖南中部发展游击战争，准备与红二军团（当时称红三军）取得联系，并留地方武装和游击队在原苏区继续坚持斗争。史称红六军团西征。 　　8月7日，南方正值酷暑难当，红六军团的官兵们告别苦心经营6年之久的井冈山，满怀悲壮之情，按照中央代表任弼时、军团长萧克、军团政委王震的指令，从遂川县横石和新江口地区出发，迈步开始长征路。时大敌当前，时间紧迫，红六军团官兵们无暇顾及私家乡情，队伍迅即突破遂川县衙前、五斗江敌军封锁线，8月中旬，到达湖南桂东县寨前，后经资兴、郴县、桂阳、新田等县，到达湘江西零陵东北地区。随后再经嘉禾县进入广西北部，9月上在界首渡过湘江，9月11日进入湘南城步县境。10月24日终于到达黔东印江县木黄，与贺龙领导的红三军胜利会师。 　　红六军团突围西征，历时78天，跨越敌境5000多里，历尽千辛万苦，冲破了绝对优势敌人的围追堵截，实施了大规模的战略转移，探明了沿途敌人兵力的虚实，查明了道路、民情，沿途播下了革命火种，实际上起到了为中央红军长征进行侦察、探路的先遣队的作用。[2] 　　红军西征距今已80余年，其意义不仅没有被历史淹没，反而弥久愈新，散发着宝石般的光芒。 　　红六军团用生命探路，是中央红军的先遣队 　　当时党内“左”的指导方针并没完全肃清。这次向西行动，中央军委开始并没有将意图告诉红六军团的主要领导，因而任弼时等也不大了解西征意图。[3]走时“大搬家”：连省保卫局的犯人、医院、兵工厂、石印机，甚至连个老虎钳子都带上了。有个电台发动机很重，也带上走，“你走10里路它就掉队一二里，后续部队也跟着掉队。这种搬家式的行动，使部队的机动能力大大削弱，行军不灵便，打仗顾虑多，客观上影响了指挥员寻找机会打仗的决心”。特别是到了贵州，山高路窄，崎岖曲折。红军从湘桂黔边进入贵州，带的东西扔得差不多了。就把情况报告了中央军委。但那时仍是“左”倾教条主义统治时期，他们不仅不吸取教训，当中央红军从中央苏区向西转移时搬的比红六军团还厉害，打仗是被动掩护战，因而损失也就更大。这种搬家式的转移，是五次反“围剿”后军事保守主义的继续，完全违反了大踏步前进、大踏步后退的运动战原则。以后的情况才逐步好转。[4] 　　红六军团西征一个月，领导们经常向上级报告地形、敌情及行李辎重损失的情况。而博古、李德等中央领导人始终没有将西征的真实意图告诉兼任第十七师师长的萧克，只是定期用电报发来指示。萧克和参谋长李达是从国民党办的报纸上找到谜底的，报纸上印着醒目的标题“前面乌龟扒开路，后头乌龟跟着来”，再看内容，才明白中央红军主力也是按照红六军团的行动路线走的。 　　萧克在回顾这段征程时，痛心地总结道：“中央红军搬家搬到贵州吃尽苦头，使我军遭致后车重覆之祸。在严峻事实检验下，‘左’倾军事路线即宣告了破产。”[5] 　　之后，红六军团轻装上阵，机动灵活，时而西，时而东，时而北，时而南，像神龙腾空，不可捉摸。 　　敌人虽在报纸上鼓吹“胜利”，却在内部电文中变得气急败坏。时任国民党第十九师师长兼湖南保安第四区司令的李觉，电令所属各县严防红军。电文中说：查此次萧（作者注：萧克）匪由赣西流窜湘南，每到一地，各县地方多未察觉，即觉而不知其真确情况，甚或为匪蒙混，毫无明确之报告，以致匪情不明，军队疲于奔驰，足见各县平时对于组织漠不关心，殊甚痛恨。现萧匪全部已窜抵零陵附近，企图渡江西窜，经我军扼堵未逞，回窜阳明山一带，仍有相机西窜或返窜老巢之企图，刻我军正在分途堵剿合围聚歼中。惟匪必狡黠，时而冒充国军欺骗民众，时而声东击西行踪飘忽，诚恐漏网脱逃作圈子策略流窜湘南各县，倘地方组织不严，后患不堪设想……[6] 　　红六军团结束了从湘赣苏区突围单独转战湘鄂黔等地的艰苦卓绝的岁月。对中央红军的长征来说，红六军团实际上成为了中央红军长征的先遣队。中央领导同志曾这样评价红六、七军团突围的目的：“一路是探路一路是调敌。”（周恩来）[7]“当时军事计划是搬家，准备到湘鄂西去，六军团是先头部队。”（博古）[8] 　　红军不死之谜：鱼儿离不开水 　　进入贵州后，红军遇到一个很大的问题是地形不熟悉。贵州是个多山多雨的省份，真是“天无三日晴，地无三尺平”。山高谷深，道路窄小。红军从江西、湖南带的马，不习惯这种道路，好多都掉到沟里摔死了。老百姓也没有受过党和大革命多少影响，对红军不大了解。而国民党反动派一再宣传什么“共匪、共匪”，还发生过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