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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渊明乡村发现美学意义 　　[摘要]长期以来，文人与乡村的关系非常复杂。反映在文学领域，就是文人在城市感觉与乡村经验变迁中的难以自适。作为一种农耕文化培育出来的中国文化，却迟至公元5世纪才有了真正文学意义上的乡村发现。这一发现，造就了中国文学的田园即乡村美学传统。然而，这一传统当今又面临着消亡的危险。反思这一现象，我们得首先从陶渊明入手，剖析诗人于5世纪的这一乡村发现的重大意义。 　　[关键词]乡村美学；陶渊明；文人与乡村 　　[中图分类号]I0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0139(2007)02―0071―06 　　 　　任何文学作品都是一个复合体，是作家个人生命体验与其所属的群体文化经验的契合。问题是他怎样以独具个人意义的生命体验去和自己所属群体的文化经验取得沟通和完美地表达。从文人所属的文化群而言，中国文学的群体文化经验基本上可分为城市与乡村。虽然在上古时期，城市尚不发达的情况下，这种区分不大分明，但总的趋势是这样的。而且城市越发达，表现在支学上的城市与乡村对立的趋势越明显。本文的研究就是在这样一个变迁的背景下展开的。 　　 　　一、公元5世纪：发现乡村 　　 　　当我们打开任何一部中国文学史，从神话翻起，从诗骚读起，一直要读到公元5世纪，读到一个叫陶渊明的人，我们才能真正读到乡村。为什么会是这样?我们得先从文人与乡村的关系谈起。 　　长期以来，知识分子(文人)与乡村的关系是非常复杂的，陈平原说：“很长时间里，文人不愿意承认自己对于都市生活的迷恋，在城乡对立的论述框架中，代表善与美的，基本上都是宁静的乡村。”从这里可以读出二个矛盾：一是文人与乡村的矛盾，一是文人与城市的矛盾。这里有着迷恋与排斥，同化与异化。换句话说，中国文人的理想是生活在一种宁静的城市里，没有乡村的劳作之苦，却有着乡村的和谐与善良；没有城市的喧嚣之累，却有着城市的文明与享受。这就是文人与乡村的关系。 　　乡村在汉语之中，是一个诗性空间，陶渊明和王维们的灵魂，就栖息在乡村。然而，乡村，这个由传统的文人虚构出来的诗性空间，已经消亡。人们也正在忽视这种消亡，目光更多的转向城市。陈平原就认为，现当代文学史上对乡村生活的理解与诠释，已经远远超过其都市想象。并把这一现象归诸“意识形态的引导”。所谓“意识形态的引导”，就是指解放区文学以来，意识形态上对新中国文艺方向的“规定”。也就是李大钊、瞿秋白、毛泽东等人对文学大众化的期待，特别是对乡村文学的重视。基于中国缺乏反映乡村生活的文艺的认识，李大钊极力主张青年到乡村去：“青年们啊，速向农村去吧!日出而作，日入而息，耕田而食，凿井而饮。那些终年在田里工作的父老妇孺，都你们的同心伴侣，那炊烟锄影，鸡犬相闻的境界，才是你们安身立命的地方啊!”瞿秋白更是认为：“‘五四’的新文化运动，对于民众仿佛是白费了似的。五四式的新文言(所谓‘白话’)的文学，只是替欧化的绅士换换胃口的鱼翅酒席，劳动民众是没有福气吃的。”时过境迁，这些话开始在重写文学史的热潮中被斥之为“民粹主义的宣言”，他们认为，正是因为这样，才使得现代中国“乡村文学压倒城市文学，大众文学压倒精英文学”。笔者无意为乡村文学辩护，因为就20世纪的乡村文学来看，在充满意识形态话语之乡土作品中，我们难以发现乡村美学，严格地说，是不能称之乡村文学的。所以，我们的乡村文学不是压倒了城市文学，而恰恰是偏离了文学的审美道路。鉴于此，重提公元5世纪的乡村发现的缘起便是对这样一个即将失落的美学传统的担忧。 　　为什么在5世纪之前，中国文人没有能发现乡村?大致有这么两个因素： 　　一是中国文化的特质。许多学者认为，中国文化本质是一种农耕文化，这一观点貌似道出了中国文化的本质，然而，仔细思考发现，这样的结论是不成立的。任何民族(除了一些自然条件不允许的地区)的文化，其最初的性质都是农耕文化。没有农耕就没有人类的文明。人类从原始穴居地走出来，经历一段漫长的渔猎和简单的农耕时期，而后随着铁器的出现，才发展成现在的农耕。对照现在和两千年前，其耕作模式仍然没有多大的变化。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主体基本上不是平民，因而在知识分子眼里，农民一开始就不是作为人出现的，而是作为一种作为等级的职业出现，“百姓”或“苍生”模糊了农民的存在，历来的“重农”，重的是农业而不是农民。 　　二是中国文人的来源。中国文人历来是所谓知识分子的别称，古代中国的知识分子大多不是来自于乡村，而是来自贵族。这是因为中国古代文化的巫史传统，知识只能由极少数人掌握，这些人构成了统治集团的一员。农民作为乡村的主体一开始就在中国文化中没有发言权，伴随着经济地位与政治地位的丧失，随之而来的是，被进一步剥夺了其利用土地的权力，而且还得向少数人交出一部分甚至可能是全部的收获。“普天之下，莫非王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