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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三角地区儒商历史作用浅析 　　摘要：历史上的儒商以市场为枢纽，以资源整合为契机，以儒商特有的商业精神和价值体系，在国家、民生、市场和企业间寻找到一定的内在关系和共同点，并形成规模和品牌，为新兴都市的发展作出了贡献。其“得利及人”的核心价值体系，既是近代儒商自身发展的需要，也是社会和地区发展的需要，是融企业使命与社会责任于一体的区域发展本质的具体体现，更是长三角城市带崛起所以能取得现在这样成就的根本所在。在贯彻科学发展观的今天，儒商思想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精神武器。 　　关键词：儒商；长三角；城市；历史作用 　　中图分类号：B.222；F014.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7030(2008)06－0040－05 　　 　　一、认识具有特定素质的儒商 　　 　　1、儒商是什么样的人 　　“儒商”作为专有名词，最早出现于明、清之际。明清时的儒商虽不如范蠡、子贡那样名垂千古，但也有清代徽州绩溪人章策，清代江苏太湖洞庭山席本久、叔启图。据载，章策“精管(仲)、刘(宴)术，所亿辄中，家以日裕”，“先儒语录，取其益于身心以自勉，故其识量有大过人者”。“儒商”并不意味着每一个从事商业的儒者就是“儒商”，也不是从事商业的人学习、推崇儒学、儒家思想就是“儒商”。要成为一个真正的儒商，需要很多特定素质。 　　下列三种对儒商的认识有一定代表性： 　　(1)从文化知识层面界定儒商，认为儒商即是“学者经商”，是亦文亦商者，即“文人型商人”。认为“儒商是指具有很深的文化素养，有知识分子气质的商人”。文化知识是儒商的重要因素之一，并非是它的本质要素。从事商业活动的文化人，可以成为有道德的儒商，也可以成为违法缺德的“奸商”。学者从商不一定就是“儒商”。 　　(2)从道德层面界定儒商，认为儒商是具有高尚道德的商人。一般认为，“以诚信为人生准则的企业家是儒商”。经叔平先生认为“儒商就是义利兼顾的商人”。 　　(3)从文化与道德相结合的层面界定儒商，认为儒商既是有较高文化素养的企业家，又是有较强烈的人文关怀精神的企业家。 　　2、明清时期的十大商帮与儒商 　　??国封建社会步入明中叶后，由于资本主义的萌芽和“西学东渐”的影响，人们开始冲破“重农抑商”和“右儒左贾”的思想壁垒，开始从“重农抑商”到“工商皆本”，从“四民相分”到“四民相混”的人生价值观念的转变，使大批士大夫投身于工商业中，逐步出现了“儒士从商”的历史潮流，在全国范围内，形成了十大商帮：徽商、晋商、陕西商、泉漳商、宁绍商、粤商、江右商、龙游商、洞庭商、临清商等以地域儒学文化为特征的商帮群体，其中最为突出的有徽商、晋商、江右商、临清商等。同时，也出现了诸如徽商中宽厚仁德的程维宗，守信重义的汪福光、吴南坡，礼贤济贫的黄莹，以诚取胜的汪通保，薄利多销的程封，公正无欺的黄崇德，亦聚亦散的汪拱乾，墨业巨商胡开文；晋商中尚仁尚德的李明性、范世逵、杨继美、王海峰等；江右商中重贾道、重义气的胡钟、李春华、梁懋竹，守乡情、守诺言的刘永庆，讲道义、守信用的左文升等。这些著名商人深受儒家思想影响，或由儒而贾，或由贾而商，都能自觉地把儒家的道德伦理观念同工商业结合起来，提出“四民异业而同道”的观念。使自己成为义利合一的“儒贾”。明代陆树声《陆文定?公集》卷7即言，他们都能够“用儒意而通积著之理”。《歙县疏塘黄氏宗谱》卷5亦称，“藉令服商贾而仁义存焉”，使自己成为“商名儒行”，即“贾为厚利，儒为高名”的商人。在明清文献中，虽出现了许多“商名儒行”的商人，但还未见到“儒商”的提法，只有如“士商”、“儒贾”、“商贾”等相近的提法。如明李晋德的《商贾一览醒迷》，清吴中孚的《商贾要览》，明??漪子的《士商要览》等。“儒贾”、“士贾”等概念在明清文献中的出现，正是明清社会和价值观念转型的思想反映，也是“儒”与“商”的进一步结合。 　　中国沦为半殖民半封建社会后，在“实业救国”的旗帜下，涌现了一大批民族工商实业家。其中最具代表性人物有近代民族工业的开山鼻祖陈启源，中国民族工业的先驱郑观应，“红顶商人”胡雪岩，状元实业家张謇，一品三代封典巨贾王炽，民族工商业巨子刘鸿生，航运救国企业家卢作孚，“荣氏家族”创始人荣宗敬、荣德生，化学家范旭东等。在他们身上已初步具备了近代儒商的典型品格。一方面，他们在经营之道上，凸显儒家的道德观念和人生价值，重视营造和谐的人际关系，提倡“超个人成功”和“超赚钱主义”的新道德，十分重视廉洁自律的个人道德修养。另一方面，他们根据时代精神和现代工商业的要求。对传统道德也作出了改造和修正，主张实行近代科学管理。 　　3、正在崛起的当代儒商 　　虽然，明清以来提出了“儒贾”、“士贾”等概念，但是真正对“儒商”这一经济文化群体进行科学研究，则始于20世纪后半期。当代儒商既包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