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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学生抑郁症高发率社会影响因素 　　摘要：社会影响因素是高校学生抑郁症高发率的重要诱因之一，这种影响从人格发展的社会文化生态机制和社会对人格的个人行动建构模型与意动走向两个方面得以体现，应沿着相应方向对高校学生抑郁症高发率的问题采取相应对策。 　　关键词：高校学生；抑郁症高发率；社会因素；人格偏差；应对策略 　　中图分类号：B84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6477(2008)06－0891－05 　　 　　对于高校学生抑郁症高发率现象，长期以来，业内人士通常比较重视通过科学理性、测量数据和实验手段，从精神病学、心理学、生物学、遗传学、习性学等角度入手，对包含抑郁症在内的各种精神疾病的病因和防治措施开展研究，尚缺乏对中国社会转型时期高校学生抑郁症高发率现象背后的社会原因进行全面深入地研究。其实，高校学生抑郁症高发率背后的社会因素探讨应是抑郁症病因学的研究重点之一。 　　 　　一、抑郁症问题与高校学生抑郁症高发率概况 　　 　　抑郁症会显著影响个体的心身健康、社会交往、学习能力与职业能力及躯体活动，已成为一种威胁生命安全的常见慢性精神障碍，自杀是抑郁症的最严重后果。据世界卫生组织最新发布的信息，目前全球抑郁人口多达1.2亿，预测到2020年抑郁症将成为非衰老性死亡和残疾的第二大原因。据2005年6月在北京举办的亚洲精神科学高峰会所公布的数据，目前中国的抑郁症个体已超过2600万，造成的总经济负担达到622亿人民币。因此，《中国精神卫生工作规划(2002―2011年)》中提到，抑郁症是未来十年中要重点控制的疾病。 　　高校学生作为一个整体，既具有文化层次高，创新意识强，更愿意尝试和接受新生事物等特点，又存在社会经验较少，抗挫折、抗打击的心理承受能力低等不足，并担负着未来社会家庭的多重责任，因此成为抑郁症高发的特殊社会群体。2006年12月北京市团市委和北京市学联发布了《首都大学生发展报告》，估算北京地区大学生抑郁症患病率达到了23.66％。广东省情调查研究中心针对大学生心理健康状况的调查报告显示，近4成的广州大学生感觉压力过大，广州高校的大学生群体中患有以抑郁症为主的心理疾病的比例在20％～30％左右。《中国青年报》的一份调查结果显示，14％的大学生出现过抑郁症状。若以15％～25％抑郁症个体最终自杀成功的比率推算，可能主动放弃自己生命的大学生人数令人不寒而栗，抑郁症已成为大学校园的一大杀手。 　　 　　二、高校学生抑郁症高发率的生成机制分析 　　 　　人格偏差是我国高校学生抑郁症高发率的最重要因素，它主要从两个方面直接受到社会因素的影响。 　　 　　(一)社会文化生态机制的影响 　　按照格拉瑟的观点，个体的心理不只是随着成长和成熟而变化，也受到现时社会经济与文化的影响。人格的形成过程伴随着人的文化化过程，该过程又往往呈现为两种人格定向：一是人格的直接的、兴趣的定向，二是间接的、承担社会角色的定向。它们之间的区别、矛盾、冲突与平衡的是一个系列的复杂博弈过程。该博弈过程既是人格的相对完善进程，也是容易形成人格偏差的进程，而这些都与人生存的社会文化环境有关。英国学者从社会人文历史的角度对中国人性格及行为模式的发展变化进行的社会文化生态学分析。如图1所示。 　　 　　图1中反映出两条清晰的线索：黄河流域的生态环境――中国的农业体系――中国的社会垂直等级结构，中国人社会化过程中性格的社会取向、集体取向；与此同时，人的演进也走了一条生态发展的链条，就是古中国人的遗传素质(形态的、生理的、行为的)――占支配地位的道德思想体系或宗教思想(主要是儒家思想，还有道家、佛家思想)对人的思想的教育、教化、控制和影响一一社会现代化导致的中国人性格变化的新方向。从这样两条线索的互动就可以看出中国人性格的历史性、社会文化性和生态性的发展及其演变的轨迹。这表明人的性格的产生和发展与社会文化密切相关，这一点主要从两个方面体现出来。 　　1、宏观社会文化生态机制对人格产生影响。如图1所示，前一条线索积淀下来的中国人人格的传统社会取向，携数千年农业社会文化形成的巨大历史惯性；而中国人人格的现代社会取向又使后一条线索的尾部迅速崛起，显示快速现代化盼中国社会所凝聚的强大向心惯性。社会进步推动中国人群体人格的发展进入了一个在两大惯性之间既激烈冲撞、又相互磨合的全新阶段，表现为群体人格中反映传统社会取向的诸多特征与反映现代社会取向的诸多特征“彼降此升”的明显变化。作为中国人“大群体”中对新生事物和社会新变化最敏感的大学生“小群体”，后者的群体人格特征中“彼降此升”现象更加明显和更为快速。“小群体”与“大群体”在群体人格特征变化中出现速率反差。大学生群体中多数个体所具有的前瞻性、创新性人格的相对完善的状况，既为未来将成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