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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就业统计中非合作博弈问题研究 　　摘要：针对高校就业统计中的非合作博弈问题，在对就业率造假行为进行博弈分析的基础上，通过描述博弈的表现形式，分析博弈的影响因素，探索了博弈的初步解决途径，从而为正常并高效开展高校就业统计提供理论支持。 　　关键词：高校；就业统计；非合作博弈 　　 　　目前，一些地区出于推动大学生就业工作的初衷，简单将高校毕业生就业率指标与招生计划、学科建设等涉及高校发展的核心利益直接挂钩，无意中引发了高校追求最高就业率的利益冲动空前膨胀，个别高校向就业数据里“注水”的做法已经出现扩大化的苗头，高校就业统计的公信力因而正在逐渐丧失。正是由于高校存在这种追求个体利益最大化的冲动，高校与教育主管机构、高校与高校在就业统计上必然存在冲突，而有冲突就会有博弈。虽然合作博弈是社会各方所希望发生的，但是在开展高校就业统计的实际案例中，更多发生的却是非合作博弈，即高校更趋向在就业统计活动中造假。造假必然导致就业统计公信力的丧失，进而丧失为政府宏观决策、高校内部管理、社会科学研究等提供依据的意义，丧失为公众了解和参与高校专业报考、学业攻读、就业选择等提供参考的价值。因此，研究并解决这一问题，对于维护高校信用、政府形象和公众利益都具有十分明显的现实意义。 　　 　　就业统计造假行为的博弈数学分析 　　 　　假设存在理性的高校M、N及其主管机构T，M和N在整个就业统计活动中可以自由地选择不合作(即造假)或合作(即不造假)。当M和N都选择造假或不造假时，他们从政府、社会和考生方面得到的利益是均等的，即效用分别为C或G。而当M或N选择单方面不造假时，该方因不造假而利益受损，其效用为W；选择单方面造假时，该方因造假而获得额外利益，其效用为B。为了研究上的方便，可以将高校效用函数表示为： 　　 　　上式中，由于U关于km、kn的一阶、二阶偏导将小于0，而其二阶混合偏导则大于0，效用函数故而在所有点上均为凹。当博弈在高校M和N之间进行时(如表1所示)，因为效用函数相同，则很容易推导出：B≥G≥C≥W。即当对方高校选择不造假时，己方高校选择造假，从而通过搭便车的形式来获取个体收益，这种收益对高校个体来说显然是最大的。换言之，当对方高校选择造假，己方高校选择不造假时，则对方高校通过搭便车获取了个体最大效用，而己方却因选择不造假而使个体效用变得最小。同时，也可推导出：2G≥W+B。即对高校集体而言，单方面造假或不造假都不是最佳策略，高校集体效用只有在双方都选择不造假时最大，这与个体效用最大所需要的博弈策略是矛盾的。 　　进一步分析，如果博弈只进行一个回合，那么选择合作而不造假便是绝对的劣策略，唯一的均衡是参与的双方都选择背叛，即统计造假；如果博弈进行有限的几个回合，子博弈完美必然要求参与的双方在最后一个回合选择统计造假，按照逆向归纳法进行推算，那么唯一的均衡还是参与的双方在每一个回合都选择造假。参与者在选择个体行动时，出于自身利益最大的考虑，优先考虑的是如何维护个体利益，因此必然会选择造假。但因为博弈的存在，一方选择造假的同时，另一方也会选择造假，因此个体实际效用会严重受损。这正好反映了个体理性和集体理性之间的矛盾和冲突。也就是说，尽管相互合作而不造假对高校集体和个体都是有利的，但在每一个回合的博弈中，高校间的博弈仍然陷入“囚徒困境”。 　　 　　就业统计造假的博弈影响因素 　　 　　开展就业统计的目的在于对大学生就业数字资料进行收集、整理和分析研究，按照“定性→定量→定量与定性结合”的认识过程，从数量关系上认识并解决大学生就业中存在的问题。然而，由于获取利益最大化冲动的存在，就业统计中出现了造假行为，并伴随有非合作博弈现象发生。影响博弈的因素是多方面的，主要有： 　　国家政策法规如果说高校不断追求的目标是自身价值的实现，则高校必然希望个体效用越大越好；而教育主管机构T则希望M、N能创造更多的社会价值，即希望高等教育整体总效用越大越好。显然，利益过于偏向任何一方，都会带来另一方或几方的不满，进而影响博弈。因此，从利益公平角度来说，政策法规制约必不可少。统计政策法规是高校提供准确、可靠的就业信息的重要保证，可以有效调整统计标准、范围、内容和时效。但是，政策法规不是绝对有效的，其在设计、执行、修正等一系列环节都影响博弈。譬如政策法规设计上宏观多于微观、形式多于内容，容易造成统计操作性差、数据可信度弱等。同时，源自教育系统内部的制约也缺乏应有的力度，上级对下级的“自己人”制约很难做到公平公正，加之对统计造假行为打击力度不大、处罚不够，更容易影响博弈的激烈程度。一旦政策法规设计存在厚此薄彼、政策法规执行存在操作不公等现象时，“被薄”或“不公”的一方势必会采取行动，不合作博弈自然就有可能重新发生，甚至进一步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