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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等教育工具价值探讨 　　[摘 要]本体价值和工具价值是高等教育本身固有的价值属性，文章概括了工具价值的发展历史，根据中国当前生产力发展的现实情况，分析了突出高等教育工具价值的原因。 　　[关键词]高等教育 工具价值 　　[作者简介]龙献忠，华中科技大学教育科学研究院博士研究生(湖北武汉 430074) 　　 　　高等教育从其产生起，就同时具备两种基本功能，即促进入的发展和促进社会的发展，前者称之为高等教育的本体价值，后者称之为高等教育的工具价值(又称社会价值)。在高等教育的发展历史上，这两种价值观曾交替占主导地位，存在着激烈的对立与冲突，这种冲突与对立实际上是社会对高等教育的价值在不同的历史阶段有着不同的侧重需求的反映。根据当前中国生产力发展的现实和高等教育发展的实际状况，笔者认为，在不忽视高等教育的本体价值的前提下，加强高等教育的工具(社会)价值，使高等学校的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更好地适应我国社会经济建设的需要，促进我国生产力的发展，应是当前我国高等教育的现实选择。 　　 　　一、高等教育工具价值的历史渊源 　　 　　大学是一个“按照自身规律发展起来的独立的有机体”，是基于认识论发展起来的。在工业革命以前的时间里，大学远离社会现实或处于社会的边缘，社会对高等教育的需求也不强烈，因而那时是高等教育的本体价值占主导地位。工业革命之后，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社会对高等教育的需求越来越强烈，高等教育为社会服务的价值功能逐渐加强。尤其是18世纪以后，在欧洲出现了国家主义价值观，国家加强了对高等教育的干预，更是强化了高等教育的工具价值，使得其工具价值压倒了本体价值而占据主导地位。当然，这种主导地位的取代也是两种价值观经过激烈矛盾冲突实现的。其实，工具价值地位的提高，有其适应社会发展需要这一时代背景。当大学意识到培养人才和传授、探索知识的最终目的都不能脱离为社会进步服务时，就不再排斥对社会的主动适应。在高等教育史上，即使是美国，主张加强高等教育的工具价值者也是大有人在。艾略特认为，美国大学的生命就在于积极地接受时代所提出的挑战，他呼吁大学要加强对社会的服务性；克拉克?科尔认识到战后大学的变化和大学关注社会发展的必然性，认为大学必须和社会站在一起，为适应社会的多元化需要，提出了多元化巨型大学的思想；威尔逊在普林斯顿提出了“为国家服务的大学”的口号；德鲁克认为“大学仅次于政府，成为社会的主要服务者，社会变革的主要工具”，他甚至提出“服务应该成为大学的唯一理想”；德里克?博克在哈佛大学350周年校庆演讲中指出：“必须十分明确，大学的职责是为了养育自己的社会服务的。”这些观点无不表明美国的高等教育必须适应社会发展的需求，也正是这些教育家们不遗余力地倡导大学要积极服务于社会，使大学不仅成为美国教育的中心，而且成为美国生活的中心。 　　我国历史上也有许多教育家非常强调高等教育为国家和社会服务，其中最突出的代表当属胡适和张伯苓。胡适非常钦佩明末清初黄梨洲先生的观点，黄梨洲不但希望国立大学要干预社会政治，还希望一切学校都要成为纠弹政治的机关。胡适在北京大学前后工作19年，他非常重视高等教育，认为高等教育对国家承担着特别重大的责任，它不仅以其不断创新的科学研究成果和培养各种专门人才服务于国家和社会，而且，尤为重要的是要为国家造就领袖人才。胡适还是一位“教育救国论”者，他提出了“学术救国”的思想。1926年7月，他在北京大学的演讲中列举了普法战争中法国打不过还未统一的德国，完全是因为法国科学不进步，学术落后。因此，他呼吁“希望我们的同学注意，我们的责任是研究学术以贡献于国家和社会”。胡适还积极参与中国的教育改革，如大学实行选科制、倡设研究所、创办学术刊物等。他主张教育要贴近社会生活，当他看到国内一些学校不顾当地实际生活的需要，所授功课和社会上的需要毫无关涉时，便斥之为“亡国的教育”。 　　张伯苓也是一位“教育救国”的积极倡导者。从他所创办的南开大学的校训中可见一斑：“允公允能，日新月异。”其目的在于“培养学生爱国爱群之公德，与夫服务社会之能力”。他提出，中国教育应以“认识中国，服务中国，以中国历史和中国社会为背景，以解决中国问题为目标”。因此，南开大学自1917年起，即分文、理、商三科，以实现“以文治国，以理强国，以商富国”的培养人才目标。张伯苓还主张大学重视科学教育，提倡“科学救国”。针对当时中国科学落后的现状，他认为“无科学无国防，无国防无国家”。对于大学的科学研究，他主张要积极考虑社会现实需求，他在南开大学的科学研究中提出了三条标准：一是各种研究必须以一具体的问题为主；二是问题必须为现实社会所急待解决者；三是此问题必须适宜于南开之地位。 　　现在大学在知识经济时代的作用越来越大，也使得大学获得了直接干预社会生活的权利，它不能再像